《克劳备忘录》（第13/16页）

在这方面，参考杰出编辑汉斯·德尔布雷克博士（Dr. Hans Delbrück）的雄文并非无益。这篇文章发表在最近的《普鲁士年鉴》（Preussische Jahrbücher）上。这份杂志管理有方，影响甚大，德尔布雷克博士就是杂志编辑。这篇文章极其坦诚、冷静地探讨——如果德国继续执行雄心勃勃的扩张政策，是否难逃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一世的覆辙？文章得出结论：除非德国愿意面对那个毁灭法兰西世界霸权梦想的同样的压倒性联盟，它必须明确决定、公开否定任何进一步扩张边界的想法，用传播德国文化的更高贵雄心取代吞并领土的计划。这样，德国的理念就会传遍地球上凡是有人说德语，至少有人教德语或是能听懂德语的地方。

众所周知，在德国，公共舆论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微不足道。区区一篇文章，不宜附加过多的重要性。不过，由此得出的结论大概是正确的。或许，有影响力的阶级包括德国政府本身，以某种含混的方式留恋其他国家对德国曾经有过或者仍然保有的图谋，但负责任的政治家必定充分意识到，这些图谋不可能真正付诸实施。

那么，问题或许可以用另一种方法看待——德国的宏伟计划其实不过是模糊、含混、不切实际的政治家辞令。他们没有真正意识到，措辞的意义已经面目全非。仁慈的批评家还可以补充解释：无论善恶，德国目前统治者的精神和性情特征是众所周知的，当前德国政治生活方方面面都呈现反复无常、飞扬跋扈、经常赤裸裸的侵略精神，而不仅仅限于外交领域。（他们应该为此负责，并非不大可能。）这种精神在国内外都激起了不满和警惕，全世界对此越来越熟悉。事实上，德国并不真正明白它向何处去。它一切荒腔走板的举措、一切两面三刀的诡计都不是稳定地执行一个精心筹划、无情追随的政治体系，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形成任何一部分这样的体系。这种假设对德国政府并不恭维，必须承认的是，它的可靠性大概会面临相当的质疑。不过，这种假设能够解释当前形势的大部分事实，因此仍然可能属实。

当然，俾斯麦主政时期例外。任何假设，如果认为这样伟大的政治家不清楚自己政策的目标，必定荒谬绝伦。那么，如果要建立合理的假设，就必须为俾斯麦1884年以后对英格兰的举措提出合理的解释。1890年俾斯麦倒台后，德国持续不断地敌视英国，应该另有一种不同的解释。这种观念初看起来似乎很荒谬，实际上却可能相当合理。

俾斯麦患有谢夫瓦洛夫伯爵（Count Schuvaloff）所谓的“联盟恐惧症”（le cauchemar des coalitions）。无疑，他特别害怕敌视德国的法俄联盟。他要求英格兰加入三国同盟，作为对抗这种危险的特定措施；或者，至少要迫使英格兰分别跟法兰西和俄罗斯冲突。这样，英格兰不可避免会站在德国一方。他知道，英格兰厌恶卷入联盟，不愿意明确宣布坚定主张国家权利的政策，因此，法兰西和俄罗斯必定对它慎重以待。但俾斯麦同样非常不了解英国大臣抵抗坚定压力的能力，他显然相信：他能迫使英国在德国和孑然孤立之间作出选择。德国殖民地热议，给他提供了一个开端。这时，他最有可能决定，把纠纷带回英格兰，因为英国在外交事务上温顺而缺乏果断，没有形成一种政策。英国如果走上明确的路线，保障德国的亲善，应该是最明智的，至少不是最不受欢迎的。英德联盟能够避免国际纠纷，保障安全；而拒绝英德合作，可能引起不光荣的冲突，还会面临这样的前景——德国为了损害英国利益的特殊目的，跟法俄站在一起。

俾斯麦自己承认，1886年以前，他处理德国小邦的问题，采用了极其类似的政策。因此，这种解释相当有说服力。当时，普鲁士故意恃强凌弱，跟所有德国小邦不和，它坚定地期望：各邦为了和平和安宁，会追随普鲁士，而非奥地利的领导。1866年战争爆发时，俾斯麦意识到，除了几块实际上已经被普鲁士王国四面包围的领地，德国各小邦全都站在奥地利一边。与此类似，他在毕生事业行将结束时，必定意识到，虽然有几处捉摸不定的成功迹象，但胁迫英格兰亲善的政策已经失败。然而，到那时，胁迫和冒犯英格兰几乎成了柏林外交部和俾斯麦继承人的传统。其他的证据显示：俾斯麦的继承人几乎没有继承他的政治能力和专一目标，似乎把习惯本身当成了一种政策，而非为实现最终目标而精心计算的外交手段。这位重臣迫使英国接受的要求本身并不讨厌，只是提出要求的方式惹人生厌。俾斯麦对待英国的方式多多少少像理查德三世对待安妮夫人。[7] 俾斯麦的继承人显然认为照搬他的方式本身就是目标——咆哮威胁、纠缠不休，向英格兰勒索有价值的让步。俾斯麦的经验已经向他们证明：这种说服方式经得起考验，且没有激起长期仇恨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