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备忘录》（第8/16页）

在此期间，重要的是：英格兰必须清楚地认识其危险的处境，不必也并不暗示对德国有任何敌意。除非投桃报李的做法可行，英格兰本身绝不指望任何盟国会纯粹为了英国利益而支持英国。虽然如此，没有一个英国人会愚蠢到认为外国没有帮助英国实现目的，就是反英情绪的征兆。英格兰的要求不外乎：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致损害第三方利益。它习惯于面对远比这种要求恶劣的情况。例如英格兰在埃及推动改革，仅仅对该国民众有利，无法无天的党派斗争不应该妨碍它。英格兰总是随时准备给予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同样，甚至更充分的行动自由。它过去欣然同意的实例为数众多，富有教益。近年来发生了一系列特别复杂的事件，颇能体现英德关系的特征，或许应该在这里略提一二。

以下的论调经常公开宣布，几乎变成了外交上的陈词滥调——英德两国从来没有真正的实质利益冲突，因此没有悬而未决的重大争议。然而，外交部过去二十年的档案显示：德国政府从未停止责备英国内阁缺乏友善，而且始终反对德国的政治计划。同一时期，法兰西、俄罗斯、美利坚合众国也在评论它们和英国的关系。它们的评论显示了古老和真实的冲突根源——产生于古老的条约未能弥合的几百年分歧，或是悬而未决的殖民地边界偶发事件。英格兰和这些国家保持了幸运的和平，但纠纷的因素始终相当充足。善意的，更不用说诚恳的关系，必须依靠持续的机警、体贴、节制、温厚、和解才能维系。如果某些因素导致的摩擦极其尖锐，就要做出特殊的安排，以免公开决裂，然而无论问题如何解决，都在未来会留下进一步冲突的种子。1904年4月8日的《英法协约》达成以后，双方的关系才明显理顺。

当代英德关系的一系列事件呈现了一幅非常不同的图景。回溯到1884年，俾斯麦亲王首次将他的国家投入殖民和海上事业，此后，两国发生了数不清的争执。这些争执有一个共同点：德国政府直截了当、明确无误地敌视英国，而且德国蔑视坦率和荣誉的基本原则，引起了英国历届外交国务秘书的深刻仇恨。然而，所有这些争执还有另一种特征。后者或许更值得注意，即英国大臣虽然由衷地愤慨自己受到的待遇，但是仍然每一次都乐于让步或妥协，他们不仅同意满足德国所有的要求，还公开表示：双方计划和筹备重建英德友好关系；如果可能，建立更坚实的敦睦基础。这些孤立的解决方案达成之后，双方每一次都恢复了表面的完全和谐，然而隔了一段时间，新的冲突又会爆发。在此期间，双方似乎真心诚意地不断重申：彼此不会再有进一步的不和。

德国吞并西南非洲，跟俾斯麦特殊的外交手法有关。他始终欺骗安普希尔勋爵（Lord Ampthill），将德国的殖民野心隐瞒到最后一刻。然后，他反过来责备英国人对德国“众所周知”的政策缺乏同情。他假手一位德国医生，突然吞并喀麦隆，而这位德国医生是英国正式推荐给当地人民的。当时，他手持英格兰批准当地土著要求英国保护的正式请愿信件，并出版伪造的格兰维尔勋爵信件，蓄意欺骗帝国议会和德国公众。直到今天，德国人可能仍然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俾斯麦在国会发表好战和威胁性讲话，在全德激起反英的情绪。德国人突袭圣卢西亚湾，仅仅由于罗德斯先生（Cecil John Rhodes）的机警计划才会流产；德国索取桑给巴尔苏丹的大片领地，用暧昧的手段如愿以偿；德国首先提出在新几内亚划界，友好解决争端，诱使英格兰推迟早已宣布的意图（占领部分新几内亚），然后自己马上在新几内亚的大片土地上升起国旗；德国要求驱逐从萨摩亚到斐济的英国殖民者——这些事件使英国内阁第一次领教德国人的手段：把敌意伪装成受到伤害的友谊和清白。英格兰由于最近对埃及的占领（俾斯麦刻意鼓励的举措）和俄罗斯在中亚的麻烦（德国使团煽动圣彼得堡的直接后果），处境危疑。当时，英国海军相对软弱。格莱斯顿先生的政府仅仅由于这些因素，才没有考虑坚决抵抗德国人这些做法。不过，人们感受正确的是：虽然德国人的方法有侵略性，且粗暴地实施自己的愿望，但并没有受到英国政策的坚决抵制。俾斯麦获得大部分领地，都曾经遭到英格兰的反对，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如果英格兰最近考虑占领某些地方，原因不是为了谋取新的省份，而是为了避免这些地方落入法兰西贸易保护主义者之手，后者不可避免会扼杀所有英国贸易。看来，人们几乎可以肯定：如果德国人一开始就向英格兰提出友好的建议，它表现没有敌意以后，最终也会如愿以偿（得到经常通过无端的攻击最终获得的东西），那么，两国没有什么困难就能达成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