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备忘录》（第9/16页）

英国内阁决定避免持续不断的争执，实实在在地接受了德国侵犯性行动造成的形势。因此，德国很快就确信：英格兰睦邻亲善，出于至诚。接下来几年间，类似性质的复杂新问题接踵而来。1885年，随着索尔兹伯里勋爵的上台，俾斯麦认为邀请英国加入三国同盟的时机已到。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德国再三敦促，力图实现这个目的。[2] 英国政府太审慎，不能完全抛弃维护大陆势力均衡的传统政策。英国政府最后决定：鉴于法兰西和俄罗斯当时的威胁性敌对态度，大力跟三国同盟合作，在1887年签订两个秘密的《地中海协定》（Mediterranean Agreements）。同时，索尔兹伯里勋爵暗示，他乐于默许德国吞并萨摩亚，但合作未能功德圆满，仅仅因为美利坚合众国拒绝放弃它在德国所觊觎的诸岛的条约权利。然而，这些英德亲善的证明为时未久。由于臭名昭著的卡尔·彼得斯博士（Karl Peters）和其他德国代理人在东非的活动，严重的纠纷接踵而来。彼得斯博士计划无视现存条约，在乌干达建立德国的权威，切断埃及到尼罗河源头的通道。他的这个计划失败了，原先英格兰已经抛弃桑给巴尔苏丹，以满足德国的领土野心，现在，它承认德国占领苏丹的大陆领地，并用为时已晚的宣告，将桑给巴尔其余的领地纳入英国保护下。黑尔戈兰的让步再次宣布了英德的兄弟关系。同时，德国照例保证支持英国的政策，尤其是它对埃及的政策。

这一次和其他几次，英格兰妥协太过，甚至牺牲了它的下级官员。这些官员只不过在环境许可的条件下，尽可能尊严地执行本国政府的政策，对于这些官员的做法，德国人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德国政府出于无情的仇恨，把撤回这些官员作为达成协议的条件。在几个事例中，德国政府承认英国官员没有错，错误仅在德国官员一方，但还是要求，为撤换后者提供便利，英国必须同时撤换它的官员，这种情况常常造成外界的误解。确实，在一次这样的安抚行动中，一位德国领事调到其他岗位获得提升，仅仅几年后，他又以更高的级别返回原先犯错误的地方。对此，英国政府没有提出任何抗议。

这样无辜蒙冤的英国官员人数甚多，并非无足轻重。我们观察德国政府的做法，颇获教益。德国政府所谓的“亲善”很容易效仿伟人俾斯麦最坏、最不配受人尊重的瑕疵，习惯于卑劣攻击任何外国代理人的人格和地位，经常不考虑他们卑微的地位，而他们的知识、诚实和履行职责时优秀的表现，被认为阻碍了德国实现某些特定的（而不是那么公开的）任务。在德尔卡塞先生倒台的有关事件中，这样的诡诈手段显而易见。同样的手段不仅被用来针对英国政府麾下的人员，也被用来对付西班牙、意大利和奥地利。

我们似乎没有必要详细叙述相关的争议——1903年到1904年，德国西非殖民地和非洲内陆势力范围的边界问题。唯一值得注意的记录是：英国政府为了安抚德国，准备牺牲确凿无疑的英国条约权利。虽然英国代理人和官员受到挑衅和侮辱，它仍然没有加入法德之间允许法国进入尼日尔的协议。德国政府冷淡地告知英国驻柏林大使，法德协议表明：如果英格兰没有更迅速地满足德国的要求，德国会怎样给英格兰制造不快。

罗斯伯里勋爵（Lord Rosebery）的政府和刚果自由邦谈判，准备在坦噶尼喀湖边修建一条铁路，将英国乌干达保护地和自由邦连接起来。整个计划不涉及领土的让与，而是以铁路和汽船将开罗到开普敦的英国殖民地连接起来。德国政府或许出于同样的情绪，坚决抵制。它反对这个计划，并非因为它的利益受到损害，这次，它对英国使用了最有威胁性的语调。法兰西也参加进来。它反对《英国-刚果协定》（Anglo-Congolese Agreement）的其他部分，并为此向利奥波德国王[3]施加压力。最后，英国政府宣布推迟租借铁路所需地带的条款。德国表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