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面对内忧外患，错误的改革让罗马走向分裂（第12/18页）

迁都后，君士坦丁一世急需花一大笔钱修筑城市，因而最紧迫的还是抓税收。公元332年，君士坦丁一世下敕令：禁止隶农从一个庄园逃到另一个庄园；收容别人隶农的人，应将他交还原来的主人，此外，还应支付逃亡隶农在其庄园上居留的全部时间所应交的赋税。君士坦丁一世也将手工业者进一步固定在他们所属的公会里，强制他们共同负担国家向公会分摊征课的赋税和徭役。有些被固定在那些为供应宫廷和军队所需的作坊里的手工业者，还被打上烙印，以防逃跑。

对待自由人，君士坦丁一世都如此苛刻，那些奴隶的处境就更悲惨了。按照君士坦丁一世的法令，奴隶的生命是毫无保障的：主人如果为了“纠正”不驯顺的奴隶的不规矩行为而将其鞭挞致死，可不受起诉。这在实际上就是恢复了奴隶主任意杀害奴隶的权力，是历史的退步。此外，他还正式宣布，允许贫民出卖自己的子女为奴隶，还确认奴隶主有权把所谓“无礼的”被释奴隶连同其子女一起重新变为奴隶。

君士坦丁一世当皇帝前，罗马帝国经历了十几年内乱。他进行的一些改革，原本是有希望给罗马带来转机的，但他除了在宗教政策、政治改革和迁都方面顺应历史潮流外，在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有逆历史潮流的痕迹。这些导致劳动群众和普通自由民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中等阶层者的自由权利被剥夺，原本激烈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恶化。而事实上，君士坦丁一世死后，罗马帝国原本暂时得到缓解的危机，又进一步爆发了。

4. 反罗马皇帝，一切只是为了生存

君士坦丁一世统一罗马帝国后，进行了一系列旨在加强统治的改革。由于其出发点以及其自身的局限性，导致其改革是建立在强化独裁统治基础上的。改革后，除了军人、大奴隶主以及教会受益外，一些中层、平民阶层、隶农阶层以及奴隶阶层的处境更加悲惨。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压迫严重哪里反抗就激烈。君士坦丁一世改革后不久，北非的奴隶和隶农在宗教外衣掩护下，对奴隶主阶级发起了一场猛烈进攻，史称“阿哥尼斯特运动”。

罗马帝国的北非行省包括总督领阿非利加（突尼斯）、努米底亚（阿尔及利亚东部和中部）和毛里塔尼亚（阿尔及利亚西部和摩洛哥）。阿非利加继承了迦太基时代的物质文明，以富庶著称，罗马殖民者蜂拥而来，广置庄园。其余两省，虽然有地方传统在，但还是奴隶主大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君士坦丁一世改革，强化了大奴隶主的特权，加大了对奴隶的剥削。

4世纪初，北非的官僚机构十分臃肿，国税的重担都压在隶农身上。由柏柏尔人组成的北非隶农，没有罗马公民权，身受国家、庄园主和管主的三重压迫，处境日趋恶化。大庄园中的奴隶多数也是柏柏尔人，命运更加悲惨。君士坦丁一世改革后，他们还要受教会庄园的剥削。

罗马基督教会自公元313年取得合法地位后，与统治阶级狼狈为奸，接受土地馈赠，公开聚敛钱财。君士坦丁一世曾从努米底亚的皇庄和兹尔塔等城市的辖区中，拨出7份收入共达4000金币的地产，连同种地的隶农和奴隶，一并送给非洲的教会。这些教会地产享有赋税豁免权和司法自治权，变成了“国中之国”。

阿哥尼斯特派是从多拉图斯教派分化出来的。4世纪初，北非正统的基督教会发生分裂，形成一个反对派——多拉图斯教派。在罗马化最深的阿非利加，正统基督教占优势；而流行多拉图斯教派的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两省，则是所谓离经叛道的地区，成为阿哥尼斯特运动的中心。

阿哥尼斯特派在思想上、组织上，都比多拉图斯教派具有更鲜明的战斗性。它的教义有两大特色，即禁欲主义和殉教精神。具体内容包括：放弃定居生活，摒绝世俗事务；誓不结婚，独身以终；勇于杀身殉教；捣毁多神教偶像。阿哥尼斯特派以隶农和逃亡奴隶为主体，包括各类被剥削的农村居民。他们是当时北非社会的最下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