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苦涩的面包(第5/10页)

⑪ 在 1577 年来信声称“基督教世界的形势将依赖于一场对英格兰的勇敢袭击”时,我们可以确定,他对此表示了认同。而在桑德尔赶赴爱尔兰起事并命丧他乡之后,艾伦更成了英国流亡者的主要发言人,现在他们都在高声呼唤一场针对伊丽莎白的境外干涉。

在接过桑德尔重担的第一个十年,艾伦屡屡失望。各种言之凿凿的谋划、确定无疑的新十字军远征,一起接一起地无果而终。“如果这一次计划仍然不能顺利实行,”他在 1582 年写道,“我的生命将永远充满苦涩。”几个月后,这场精心安排的计划化为泡影,可他只是耐心地继续投入到下一轮长达数月的准备工作中,伺机卷土重来。当下一次计划复遭落空时,他已准备好在绝望中放弃政治了,可是就在直诉衷肠的同一封信中,他又再度宣告了新计划的开启。他无时无刻不在争辩、写作,解决实际问题,指导两座学院的管理,安排书籍的付梓和秘密发放,积极参与地下工作的运行,忙着将教士和学生、信使与流亡者送进或送出英格兰。恼怒的政府搜出他的书,付之一炬。但据他估算,仍有数十个题目超过 2 万册的印本在英格兰暗中流传。王室代表在乡间追逐他的教士们,骇人听闻地折磨他们,采用旧式的中世纪下作酷刑,包括绞刑、用马拖拉和大卸四块等⑫ ,来处决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士,又用船将其他人送出国外。但截至 1587 年,艾伦依然自信有超过 300 名教士得以保全性命,他们生活在贵族和主要地方绅士的宅院中,遍布整个王国,保护了信徒们的精神和心灵,敦促后者随时做好准备迎接解放的那一天。

这些还只是初步的胜利而已。关键战役尚未揭幕;旧时的悲伤仍在等待抚慰。艾伦面向平信徒和教士共同阐释了这一点,他这样写道:“仁慈的主,您知道我们时常一起哀悼: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多半余生乃至全部残年不得不在祖国之外的地方侍奉您,而这些侍奉最应献诸祖国,它本应是过往岁月中这些侍奉至为感恩之所;我们哀悼,我们的工作竟只能为陌生人所接受,我们能以生活和侍奉使之合意的竟是陌生人,而非家中至亲。”然而,只要他们秉持信仰,艾伦和同伴的侍奉就永远不可能合乎英格兰的意愿,除非有一位天主教徒荣登王位。

这里还存在另一重焦虑,也是另一个加快行动步伐的理由,所有英国流亡者均意识到了这一点,但艾伦却感受最深,因为正是他一手促成了当前的局面。从一开始,他便对派往英格兰的神学院学子委以重任,他们负责规劝信众,使之与异端分子保持距离,信众将不得参与国教的仪式,以免犯下致命罪行。艾伦感到,只有这么做,才能保持信众队伍的完整。不过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热诚的天主教徒必须公开自己的信仰,而此时新教徒对北方叛乱、教皇庇护五世的谕令、里多尔菲阴谋⑬ 和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仍然记忆犹新,这般行事着实会刺激他们紧绷的神经。

政府的回应乃是更加猛烈的迫害。为此,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在 1580 年终于被说动,同意对前任教皇颁布的谕令给予解释,但事态却因此进一步恶化。格里高利十三世表示,在伊丽莎白及其异端教唆者受到诅咒、被革除教籍的同时,根据“情势变迁原则”⑭ ,天主教徒仍旧可以服从她、尊其为女王,而不必害怕自己被革出教门,直到公开执行谕令可以召集所有虔诚的天主教徒履行反叛的职责为止。结果,天主教徒被允许“在所有国内事务中”宣称永远效忠女王,只要他们心中不忘使命,随时准备在良机闪现之时响应号召,推翻伊丽莎白,就已经足够了。为此伯利勋爵又陷入了恐慌,开始着手罗织新的叛国罪名和律令,这次针对的不是公开的言辞和行为,而是“精神和心灵中隐秘的叛国罪”。对天主教徒的迫害力度竟又再度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