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病态的犹太恐惧症的兴起，1918—1933（第12/21页）

极度活跃的军国主义者及其得到很好财务支持的出版公司，不断地给这些恐惧增添燃料。对于他们来说，每一个危机或者灾难都立刻被解释为犹太人恶行的另一个例证。谣言被当着事实，最极端的解释比理性的或者中和的判断更让人确信。最恰当的事例是：《锡安长老会协议》在许多民族主义和犹太恐惧症的圈子里得到广泛的接受。这份文献由逃避共产主义的俄国移民带到德国。在德国的主要城市，尤其在柏林和慕尼黑，俄国移民构成了相当规模的群居地，他们在那里利用散步的时间到处宣传和策划复仇。例如在柏林，费多尔· 温贝格这位前沙皇的官员出版了俄语日报《呼唤》，在其中，他和其他倡议者一道，主张消灭所有犹太人作为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为了支持这一恶毒的建议，温贝格还在德国散布了第一批《锡安长老会协议》。正如前面所示，这份文献声称是对犹太长老秘密会议的记录，他们发誓要通过民主、自由主义、和平主义、共产主义这些颠覆性的力量毒害基督教文明，从而推翻这一文明。《锡安长老会协议》也概述了一些技术性的方法，借此可以建立世界性的犹太国家。路德维希· 穆勒· 冯· 豪森用戈特弗里德· 祖尔· 毕克的假名在1919年7月出版了这个协议的德语版，这个版本印有“先进前哨”的字样，它是“反犹太人傲慢联盟”拥有的一家出版社。这本书到1933年出版了33版。其廉价的大众版由弗里奇的铁锤出版社出版，到希特勒掌权之时售出了10万册。1922年7月24日，德国外交部长瓦尔特· 拉特瑙被右翼极端主义分子刺杀，当时他正乘敞篷车前往他的办公室。年轻的刺杀者之一恩斯特—维尔纳· 特肖后来在法庭上证实，他的团体受到《锡安长老会协议》的强烈影响，他们坚信犹太外交部长是这部犹太恐惧症的文献中提及的300个长老之一。

这个刺杀外交部长的年轻人绝非异常的事例。在1920年，一位犹太人的观察者记录了他出席几次《锡安长老会协议》讨论会议的情景：

演讲者通常是教授、教师、编辑、律师，或者诸如此类的人。听众由受过教育的阶层、公务员、商人、退休官员、女士组成，当然首先是由学生，来自各个系科、所有年级的学生组成……激情被煽动到沸点。在这些人的面前存在着活生生的所有不幸的原因——那些人制造了战争，带来了战败，发动了革命，召来了所有的痛苦。这一敌人如此贴近，伸手即可以触及，然而他是在黑暗中潜逃的敌人……我观察着这些学生。几个小时前，他们也许在世界著名学者的指导下，在一个讨论会上发挥着自己的心智去解决法律或者哲学的问题；而现在，年轻的血液在沸腾，眼睛闪光，拳头紧握，沙哑的声音在发出欢呼或者复仇的咆哮……假如我被认出是犹太人，我怀疑是否能够身体不受伤害地离开。

这段文章含义深远，因为它准确地揭示了犹太恐惧症的知识分子化在德国文化精英那里发生了。尽管有许多平民相信那些犹太人恶行的传统成见，但是大量专业人士把犹太恐惧症知识分子化了。他们包括大学教授和他们的学生、教师、律师、公务员、记者、军官、现役军人、商人，他们相信犹太人是德国的不幸。这一妄想可以说是从社会阶梯的顶端渗透下来的，而非从底部向上移动的。

为了理解这一社会的异常现象，有必要认识到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教育并非一直等同于启蒙或者其接受者心智的提高。教授们能够传授并且确实传授了仇恨和强迫症，他们在美德方面没有垄断权利。事实上，妄想的力度和持续的时间依赖于其知识分子的犯罪者持有妄想的韧性。犹太恐惧症的兴起和扩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推动它的知识分子精英，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强化它的文化和政治机构。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感到惊讶：这一野蛮的、愚蠢的、精神失常的仇恨竟然对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德国人具有如此广泛的说服能力。那些看到如此结果而感到失望的人应该会认真地思考：一旦从他们的犹太恐惧症的解释中抽去所有明显的原因——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心理的——也许存在着某种无法约束的、在历史中周期性发作的极端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