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 济（第4/16页）

很长一段时间内，奴隶贸易在巴西尽管并不荣耀，但却十分有利可图。由伦敦与里斯本出资，船主与商人的收入都能得到保障，因为对奴隶的需求在不断增长。在巴伊亚的集市上，一个黑人奴隶最早的价格在五十到三百米雷斯之间，而一个土著奴隶的价格则从四米雷斯到七十米雷斯不等。尽管黑奴的价格相对较高，里面却包含了运输费用、奴隶中途死亡的损失、猎奴者、中间商贩与船长的利润以及葡萄牙从中抽取的税收。在这项黑色贸易之中，每个人头要交三到三个半米雷斯的税，由海关直接缴给葡萄牙国王。而对于庄园主来说，黑奴就像镰刀一样不可或缺。一个健壮的黑人奴隶，只要时不时用鞭子抽打几下，一天就能工作十二小时；除此之外，对黑奴的投资还有其他收益，因为即便在他们短暂休息的时候，还可以通过生儿育女来增加主人的财产。购买于十六世纪的一对黑奴夫妇，可以在这两三个世纪中为主人的家族生养一大批奴隶。这些黑奴代表着巴西发展的动力。由于巴西地域广袤，土地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黑人的数量便成了财富的坐标。就像封建时代的俄国一样，庄园主的财产并不取决于他拥有的土地，而在于他拥有多少“灵魂”。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巴西经济都依赖于不断增加的黑人奴隶。葡萄牙人仅仅充当了商人、家仆与监工的角色，起着指导与监视的作用，而真正支撑着殖民地生产的，却是一个个黑色的臂膀。

这种黑白主仆之间的严格划分一直是殖民地的严重威胁，如果不是内陆地区的殖民成就，势必会影响到巴西的完整与统一。历史初期，这片广袤的土地尚缺少一种稳定的平衡。在第一个世纪与第二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巴西的所有活力都集中在北部，那里也吸引了大量人口。与现在的观点不同，对于那时的世界而言，巴西热带才代表着真正的财富。殖民初期的一切经济活动都集中在那里，以便满足欧洲对于殖民地产品的贪欲。巴伊亚、累西腓、奥林达都由单纯的落脚点发展成为真正的城市；在内陆地区还只有棚屋与木制教堂的时候，那里就建造起了豪华的教堂和宫殿。欧洲的船只在那里不停地装卸，作为货物的黑奴源源不断地抵达；那里建立起了最初的办事处，十分之九的殖民地产品都由那里出口；作坊与农场也集中在那里，以便享受到最便捷的交通。无论在1600、1650还是1700年，如果有人在欧洲提起巴西，那么他一定指的是巴西北部，是那里的沿海城市，是那些因着蔗糖、可可、烟草、贸易而举世闻名的地方。由于群山遮蔽，内陆地区对船员与商人来说仍是一个谜。那时的欧洲没有一个人，甚至连葡萄牙国王也不知道，原来巴西腹地也在缓慢发展，虽然从商业角度看利润不高，但却比沿海更加稳定。这是耶稣会士的巨大功勋。土著居民在他们的指导之下，有条不紊地推动着巴西的殖民化进程。在那个时代的税收官与中间商眼中，只有立竿见影的利润才能转化成财富。然而耶稣会士已经清楚地预见到，巴西的经济不能完全依赖不稳定的商品垄断，也不能依靠单纯的奴隶劳作。一个国家要想发展，必须首先学会耕种土地，将它当作自己的一部分。而只要看看巴西初期的一无所有与如今的举世瞩目，就能知道这项事业究竟有多么伟大。正是这最原始的农业与畜牧业，才能成为民族经济的稳定基础；也正是由于游牧部落得到了教化、学会了劳作，才能够形成真正的巴西民族。

这项事业完全是从零开始。当诺布莱加与安谢塔到达巴西的时候，看到的只有无人耕种的土地与不懂劳作的野人，却缺少一种将两者整合起来的力量。这里一无所有，一切都要从旧世界引进，包括所有的牲畜、牛羊、工具、作物以及种子。只有在这之后，才能以无尽的耐心教育这些天真的人们，教授他们如何耕种收获、如何饲养牲畜、如何建造棚舍。在传授基督教义之前，先要教会他们如何劳动；在灌输宗教理念之前，先要能使他们愿意工作。耶稣会士原本怀着崇高的精神纲领，但到达巴西之后，却变成了一项谦逊烦劳的任务。只有这些有着自律精神、愿意毕生效忠于理想的人才能完成这番事业：通过耕种土地来教化世人。他们从欧洲带来了书籍、药品、工具、作物、牲畜，但促进巴西发展的最活跃的动力却来自于他们本身。巴西的一切都发展迅速，这些最初的村庄与居民点也不例外；耶稣会士很快就可以在信中自豪地宣称，他们已经建立起了人与土地的联系，实现了白人与土著人的融合，培养出了新一代的混血人种。神父们相信他们已经取得成功；圣保罗作为第一个城市和第一个省份，已经拥有不少居民；在远离海岸的地方，有越来越多的村庄向内陆延伸。可是真正征服这块土地的时候，却并不如耶稣会士所料想的那般和平安定，而是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