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官僚政治的复兴与察举制的关系（第10/12页）

其文骈四俪六，典雅精巧。君主所问如此，秀才之对，自然也近乎此类了。又《北齐书·樊逊传》载有其举秀才所对之五策，兹录其第四策以供参考：

又问刑罚宽猛。逊对曰：

臣闻惟王建国，刑以助礼，犹寒暑之赞阴阳，山川之通天地。爰自末叶，法令稍滋。秦篆无以穷书，楚竹不能尽载。有司因此，开以二门，高下在心，寒热随意。《周官》三典，弃之若吹毛：《汉律》九章，违之如覆手。遂使长平狱气，得酒而后消；东海孝妇，因灾而方雪。诏书挂壁，有善而莫遵；奸吏到门，无求而不可。皆由上失其道，民不见德；而议者守迷，不寻其本。钟繇、王朗追怨张苍，祖纳、梅陶共尤文帝。便谓化尸起偃，在复肉刑；致治兴邦，无关周礼。伏惟陛下昧旦坐朝，留心政术，明罚以纠诸侯，申恩以孩百姓。黄旗紫盖，已绝东南；白车素马，将降轵道。若复峻典深文，臣实未悟。何则?人肖天地，俱禀阴阳，安则愿存，扰则图死。故王者之治，务先礼乐，如有未从，刑书乃用。宽猛兼设，水火俱陈，未有专任商、韩而能长久。昔秦归士会，晋盗来奔；舜举皋陶，不仁自远，但令释之、定国迭作理官，龚遂、文翁继为郡守，科间律令，一此宪章，欣闻汲黯之言，泣断昭平之罪，则天下自治，大道公行，乳兽含牙，苍鹰垂翅，楚王钱府，不复须封，汉狱冤囚，自然蒙理。后服之徒，既承风而慕化；有截之内，皆蹈德而咏仁。号以成康，何难之有。

五百余字一段对策，不过说了一个“刑以助礼”的道理，却几乎句句用典，极雕琢藻饰之能事，策题虽关乎政务，答策则全在显示文采。无论主考者还是应试人，显然都不是把它作为政论来看待的。

知识群体的动态，一直是影响王朝选官的重要因素。中古士族政治形成之后，王朝不得不保障其入仕特权。而士族的素质和兴趣在于文学，王朝也就无法绳之以吏事，所以秀才对策便不能不为文学之风所浸染。后来门第限制虽已打破，然而士风已成积习，秀才科重文采的传统，已有不可移易之势。

在周隋之军功官僚集团看来，文学不仅与其素质不合，而且与其关注的吏治成功与吏能选拔无关。在士族政治已成过去之时，统治者认为没有必要屈从旧例。在西魏宇文泰时，就已下令禁止文辞浮华了。但基于托古改制方针，他用以对抗浮华的，却是《尚书》那种佶屈聱牙的文体，不伦不类，反成笑柄。隋初君主继续厉禁文辞浮华。《隋书·文学传序》：“高祖初统万机，每念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这不仅仅是文风问题。《隋书·李谔传》记其于隋文帝时因“属文之家，体尚轻薄”而上书，指出魏晋江左“竞骋文华，遂成风俗”，“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途既开，爱尚之情愈笃”，“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时至隋代其弊未革，“外州远县，仍踵敝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进一步说，汉末尊名士，两晋重玄言，南北朝尚文章，这影响于王朝选官，便是知识分子的人格品行与文化成就标准，与行政文官规范的冲突，所谓“构无用以为用也”。

《隋书·柳庄传》记苏威之语：

江南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习世务者，又无学业。

可知周隋统治者，已深深意识到“学业”与“世务”的脱节。在南朝士族政治下，“有学业者”为雅士，多出士族显贵；“习时务者”为俗吏，多出恩幸吏门。周隋官僚政治的代表者，在未能找到使“学业”与“世务”协调起来的更好办法之前，他们所能想到的，就是反士族风尚而行之，舍“学业”而独取“时务”，抑制“以文取人”，而回到汉代“以能取人”的旧例上去，以确保军政任务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