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2/4页）

现在金人将龙椅直接塞到他的屁股底下来了，是坐还是不坐呢？

要说张邦昌从心眼里就不想坐，那是假的。虽说是个儿皇帝，对他的诱惑力也并不小。问题是，那把龙椅应不应当归他所有。

张邦昌知道，就算赵佶、赵桓已不能重返金銮殿，赵氏宗族还远未绝根，再怎么轮，也轮不到他姓张的来继承大宝。异姓篡国，从来就不名正言顺，况且他张邦昌并没有举国拥戴的声望。在这一点上，张邦昌尚有自知之明。这一屁股坐下去，金军在时犹可狐假虎威，金军一撤，他算老几？彼时楚歌四起，他去找谁护驾？罢职的官员可以官复原位，倒台的皇帝则基本上是死路一条。龙椅如果不稳，其实就等于是颗炸弹。

想来想去，这事太玄。所以张邦昌觉得，还是以不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为妙。

然而，不管张邦昌有没有那个贼胆，他端坐龙椅的大运还就是挡不住了。金人主意既定，是不会因为张邦昌的畏缩而更改的。

凭着宗望对张邦昌品性的了解，他断定其对就任伪帝的态度，第一是不敢贸然接受，第二是不敢坚决拒绝，特别是绝不会以死拒之。因此他们无须等待张邦昌的表态，尽可径自按计划往下进行。

下一步便是让宋臣议立异姓。

越是霸道的行径，越是要扯上一块民主的遮羞布，所有的统治者都惯玩此术，金人亦无师自通。他们明明是已经内定了让张邦昌上台，却还要装模作样地走个什么“公推”的程序，以示此乃顺乎民心之举。

何栗、陈过庭、冯澥、曹辅等执政早已随同赵桓被扣押于青城，留守汴京的孙傅、张叔夜因拒不配合金人的废立行动，后来亦被拘往金营，依官序排列，主持议立异姓的事，便落到了吏部尚书王时雍的头上。

王时雍是个卖国求荣的急先锋，城陷之后为金人卖力最甚。他本以为，凭着他不顾千夫所指为金军上蹿下跳竭尽犬马之劳的杰出表现，新朝的尊位理应由他捷足先登。及至得知金将指定的扶立对象是张邦昌，而对他的安排不过是所谓“国相”，不禁大为失落，暗骂这帮金夷真正是不识真人面，狗眼看人低。

但是他不仅不敢将一丝一毫的怨恨挂在脸上，还得不遗余力地积极促成张邦昌登基。他知道，若不这么委曲求全，他恐怕连国相之位都未必能得到。而若能将差事办得圆满，给金人留下一个精明强干合作得力的印象，指不定哪一天金人瞅着张邦昌不顺眼，便会让他取而代之。因此他就努力压下心头的不快，拍着胸脯向萧庆表示，时雍坚决拥护大金皇帝的英明决定，请转告二位大帅放心，筹建新朝事宜，就包在我王某身上了。

二月十一日，王时雍召集朝廷政要赴秘书省举行“公推”。他口头上声称让诸官不拘一格，除了赵氏宗族尽可择贤而举，但在签署议状之前，却命尚书左司员外郎宋齐愈先将写有“张邦昌”字样的纸条逐次传示于众。众官员明白这事纯属做戏，又见大堂四周甲兵环立，皆神色漠然一言不发。不表示反对就是赞成，于是乎张邦昌便获得了众官员的“一致推举”。

王时雍命吴开、莫俦马上将这份“公推”议状呈送金营，他自己则亲自登门，将“喜讯”告知称病在家的张邦昌。毕竟将来要在张邦昌面前俯首称臣，王时雍尽管心里不受用，表面上还不得不套近乎。

次日，吴开、莫俦带回金将的旨意，说仅有这百余朝臣签署议状还不足以体现民意，签名范围必须扩大到京师的大小文武及各界代表，并且限定于十三日前操作完毕。

王时雍立即照办，命御史台连夜通知城内除张邦昌及已签过议状者之外的所有职官，包括业已免职卸任致仕的官员，以及僧道耆老三教九流等众，十三日清晨齐聚宣德楼集议，然后分赴各议所签状。敢有逗留躲藏不赴现场者斩。并命开封府派出大批兵丁捕快进行督察。开封府尹徐秉哲和京城都巡检范琼皆为“识时务”之“俊杰”，城池一破即树降旗，此时这一文一武便成了王时雍的得力臂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