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3/4页）

在王时雍的威逼胁迫下，有数千名官僧士庶在指定的时间和秘书省、大晟府等指定的地点，具名签署了“强烈要求”推戴张邦昌为君主的“请愿书”。

得到这个结果，金将们表示比较满意。王时雍在如释重负之余，也颇有几分自得。他认为通过成功地操作此事，完全可以证明他是个具有呼风唤雨之能的政坛干才，足以奠定他在新朝中举足轻重的铁腕地位。

可是事情却不似他想象得那么简单。满朝文武虽然迫于淫威暂时任其摆布了一回，但内心里不甘屈服或恐惧报应者大有人在。“公推”过后，各种反抗事件频发。前少宰唐恪在签状回府后，因内心负罪感沉重而仰药自尽。御史中丞秦桧对王时雍那种得志便猖狂之态极为反感，对尊张邦昌为帝一百个不服，签过议状越想越憋气，回到御史台便另写状书，请求仍立赵氏为帝。这是秦桧在其政治生涯中所留下的唯一一笔亮色。

反抗意志最为坚决的阁门舍人吴革，则与监察御史张所、太学生朱梦说等人密谋了武装起事。他们打算秘密联络军民，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取汴京四壁，诛杀王时雍，进而挥兵直捣青城及刘家寺，夺回徽钦二帝。可惜由于在准备过程中风声走漏，预定计划未能实现。吴革于紧急间孤注一掷，带领仓促召集起来的三百人马去攻皇城，终因兵力过于单薄，在金水河西被伏兵于此的范琼全数斩杀。

张邦昌可要比王时雍老谋深算得多。他懂得，人心可以被收买，但很难被压服，而且是越压越不服。在那所谓“一致拥戴”的假象背后，指不定隐藏着多少可怕的东西。上述种种反抗行为的发生，都在他的意料之中。所以当王时雍将第一次“公推”的结果告诉他时，他即明确表示，“邦昌不堪此任，还望另择贤能”。王时雍以为张邦昌在故作姿态，未将其言当真，还一个劲地恭维他是“名高今古，学通天人，位冠冢司，身兼众美，匡济社稷，舍公其谁”。弄得张邦昌这个惯受阿谀的人，都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第二次“公推”后，王时雍偕徐秉哲再登张府“报喜”，得到的回应仍然是“邦昌委实难孚众望”。王时雍这回看出张邦昌的推托非为虚谦了。事情在此卡壳，他感到有点意外，有点棘手，同时又有些窃喜。如果张邦昌坚辞不就，那么新朝的皇位他王时雍岂不就图之有望了吗？

因此王时雍一面仍然假惺惺地恭劝张邦昌“务以社稷为重，勿寒天下之心”，一面马上将张邦昌的不合作态度通过吴开、莫俦禀报金人，并添油加醋地渲染，张邦昌恐是稀泥糊不上墙，怂恿二位大帅“善作谋断”。岂料金将们根本不理睬王时雍的暗送秋波，只是命其速将带头闹事的秦桧解送金营，同时派萧庆带兵把张邦昌“请”到了刘家寺。

在刘家寺皇子寨，宗望亲自出马，与“老朋友”张邦昌进行了一番“亲切友好的会谈”。

宗望以和颜悦色但不容置疑的口吻对张邦昌说，我们与张太宰已有良好的合作开端，希望将这种友好关系继续保持下去。请张太宰在汴京称帝，是我大金皇帝的旨意，绝对没有变更的余地。如果张太宰拒不合作，我们只有纵兵屠城，那将使整个汴京城毁于一旦，张太宰一家老小自然也难以幸免。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这种事情发生，但发生不发生，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张太宰。本帅相信，张太宰是个明白人，孰利孰害何去何从，应当会做出明智的抉择。

听宗望直截了当地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张邦昌心知，除非舍生取义，这一关他是绕不过去了。

此前曾有吏部侍郎李若水为维护赵氏王朝的尊严，在金营里大义凛然怒斥金将，被当场“洼勃辣骇”。张邦昌不要说没有李若水那个胆子，连唐恪那种仰药自尽的勇气也没有。而且他认为那样做来也并不值。君不见连皇上都已低三下四地书写手札，表示了“别立异姓固当如此”，作为臣属，又有什么必要去为那个十足的窝囊废捐躯尽忠呢？只是他现在面临的处境是不忠则逆，这是很让人头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