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悲愤中挣扎（第8/18页）

4. 火烧十三行

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与外来侵略者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点从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的情绪中便可以看出来。事实上作为鸦片战争爆发地的广东，对外国的反侵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虎门条约》和《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两个附件，争取了英国在华的最惠国待遇以及关税协定的特权，而后法国、美国等国家也先后要挟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条约，这更加让百姓们对外国侵略者的仇恨与日俱增。

纵观当时，广东地区的形势与鸦片战争时期相比，并没有如条约签订之后预期的那样稳定。当地百姓对英国人的憎恨并没有因为战争的停止而减弱，甚至对英国人的斗争有了一种新趋向。

例如，在当地民间散发的《告谕英商大略》中第一条就明确指出：道光二十一年（1841）之后，英国人侥幸得志，勿视为中国之弱也。事实上这已经表明了一种决心，那就是并没有因为政府在战争中失败，而改变对抗英国人的态度。

虽然当地百姓的这种态度来源于对外来民族一种本能的排斥心理，但其中也有英国人战后在广东总是以战胜国的姿态，傲慢地对待中国人的表现有关。当时英国人在广州等地肆无忌惮，横行不法，广州重新开市后，英国商人与当地百姓交易时，表现出恃强欺人的架势，因此与当地百姓经常发生冲突，以致生出许多事端。

例如，英商中的役吏在街市劫掠布店货物；购买物品时如果议价未成，挥手便殴打卖货之人；英国人在街市上遇到当地百姓，动辄大声呵斥避让，如果稍有怠慢，便挥鞭抽打。英国人的这种蛮横无理，引起了当地百姓极大的愤慨，而他们又有一种“骁健多好义”的品格，痛恨英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横行不法，便自发组织起来对抗英国人，这其中具有广东特色的反抗英国人的“社学”组织发挥了巨大作用。

社学，也称为书院、义学，其前身是当地地主富户们创办的“团练”，用以缉捕盗贼、保民安境。鸦片战争期间，社学成为广东当地百姓编练义勇、抗击英军的组织。《南京条约》签订后，广东各地的社学组织互相联络壮大声势，决心对抗英国人到底，并约定“同患相扶，协力共救”，其中较为知名的有广州附近的升平、东平、南平、隆平等社学。

按说社学对抗英国人的这个宗旨，与当时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不相符，应该是被清政府限制和打压的，然而从当时社学蓬勃发展的态势来看，显然与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的支持分不开。例如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的时候，道光皇帝让大臣特别起草了一道《全粤义士义民公檄》发到广东，其中就有对广东社学的激励话语：

恭读上谕，“士民众果有勇猛出众之材，激于义愤，团练自卫，或助官军以复城邑，或扼要隘以遏贼锋，或焚击夷船，擒斩大憝，或申明大义开启愚顽，能建不世之殊勋，定有非常之懋赏，钦此！”士民等钦奉王言，共引团练，仿轨里连衡之制，指愿得百万之师，按赏田捐饷之方，到处有三时之乐，无事则各归农业，有事则协心从戎，踊跃同袍，子弟悉成劲旅，婉娈如玉，妇女亦能谈兵。

而且在升平社建立的过程中，道光皇帝也指出：

该省西北乡绅士，敌忾同仇，深知大义，着查明首倡义举之人，如有才具堪胜文武之任者，即具实保奏，候朕施恩。并剀切晓谕该省各府州县，均宜照此团练自卫，并备调遣。将来如果得力，自当从优奖赏，即军务告竣，并经调拨运用者，亦必慨如赏赉。

在道光皇帝的这种鼓励之下，有了朝廷主战派的大力支持，社学组织在鸦片战争结束后迅速发展壮大，由地方绅士组织领导，以下层百姓为基础，可以说人力财力都来自于民间。社学组织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因此它的抗英斗争才会持续不断，且声势越来越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