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悲愤中挣扎（第9/18页）

例如，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九日（1844年4月26日），广东巡抚程矞采在奏文《绅士捐建升平社学公所由》中提到，社学组织成立一年多来，城东南各路，全都闻风而起，各自选择燕广墟、沙梨园及广州河南（珠江沿岸）等处先后建立东平、南平、陆平各社学公所仿照团练而行，各社壮勇少的达到几千人，多的达到了万余人。

社学自成立之初，就以一种同仇敌忾的气势对抗英国人，再加上鸦片战争后英国人肆无忌惮地横行不法，因此在社学领导下的广东地区第一次民间大规模的抗英斗争—火烧十三行，便在这种背景下爆发了。

十三行是清朝时期广东地区专做对外贸易的牙行，是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又叫“洋行”或“洋货行”。当时广州的对外贸易全属官营，又以牙行经管这些事情，所以开设牙行的多半都能获厚利。事实上，当时官方虽然名义上专管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宜，但税收营生都是由十三行出面主持、承接包揽的项目，其中包括代办报关纳税、商品购销买卖等业务。可是鸦片战争后，十三行的人为更多地赚取利益，其中很多人与英国人串通勾结，引起了当地百姓的强烈愤恨。

这种愤恨经过长时间的积攒，终于在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六日（1842年12月7日），因为一次突发性事件，而演变成了一场针对十三行的暴力复仇。

当天，一名英军士兵强买小贩陈亚九的橙子而拒不付钱，陈亚九向其索要，士兵恼羞成怒，拔刀刺伤了陈亚九的右臂，陈亚九顿时疼痛难忍大声呼救。当时在附近卖糕点的李亚华以及来往的百姓看到陈亚九被英军士兵欺负，心中愤恨不平，便一齐围住该士兵，帮助陈亚九讲理要钱。士兵自知理亏，冲出人群后躲进附近洋房，并将大门紧紧关闭。以李亚华为首的百姓们在后边紧紧追赶，随着人数越聚越多，洋房逐渐被围得水泄不通。

当时，洋房里有英军看守，看到外边围聚了大批中国百姓，英军士兵从洋房二楼向下投掷石块，试图驱赶百姓。面对如此野蛮的行为，围聚的百姓们更加愤恨不已，此时一个名叫苏亚炳的升平社成员正好从此路过，询问事情原委后，顿时觉得英军士兵欺人太甚，于是便率众冲击洋房，试图打开大门。可是洋房大门紧闭，而且英军士兵不断地向外投掷石块，致使百姓们不敢靠近。苏亚炳见此情景甚是愤怒，他发现洋房旁边不远处就是十三行的商铺，联想起很长时间以来十三行的人和英国人狼狈为奸，于是率众直奔该商铺，搬起大石撞开大门，带领百姓一拥而进，然后放火将商铺点燃。

英军士兵见此状况，急忙赶来扑救，苏亚炳大喝一声，拔出腰刀向英军一通猛砍，英军士兵立即开枪还击。混战中有两名英军士兵当场毙命，苏亚炳、李亚三、何亚郁等数人也都被英军开枪击中负伤倒地，其中五人因伤重而殒命。愤怒的百姓全都高喊“杀贼”，全力阻止英军士兵灭火，大火熊熊燃烧直到次日方才熄灭，共烧毁英国人四间房舍。这就是当时火烧十三行的全部过程。

事后两广总督祁贡向道光皇帝详细汇报了此事，说是“民洋争吵，致使洋楼失火”。祁贡这种说法，具有试探性，因为他十分清楚道光皇帝内心对英国人一直是抵触的，而这个事件确实也给英国人带来了损失，所以他采用了“民洋争吵”这种模糊的说法—只是汇报了过程，而没有界定责任。当然，这也源于道光皇帝在去年下的一道谕旨中的一句话：

粤省士民，因该夷情形傲慢，激成公愤，迥非借端滋事者比。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皇帝陛下是偏向社学的，所以火烧十三行事件出来后，祁贡的态度一定会是小心翼翼的，事实证明祁贡的判断是正确的。道光皇帝接到奏报后，特别指示祁贡要秉公办事，而且道光皇帝给祁贡下了死命令，要“总当使洋人服输，不致有所借口，尤不可屈抑士民，使内地民心因而解体”。道光皇帝等于清楚表达了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就是让祁贡不要追究社学在这次事件中的责任，尤其不能采取暴力镇压的方法，也是乘机利用民间力量打击一下英国人嚣张的气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