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除了胜、败，战争还有许多迷之细节（第7/16页）

大业八年，隋炀帝第一次征伐高丽，左右12军名目纷繁，共113万余人，号称200万，加上隋军役夫近300万。隋炀帝自以为“吊民伐罪，非为功名”，下令诸将不得纵兵、不得擅杀、听候指示、不可擅自做主，以此宣扬天朝大国的威仪仁义、襄公之仁，不料反被高丽所乘。

隋军出征，一开始很顺利，渡过辽河后在东岸歼灭高丽军万余人，直抵辽阳城下。隋朝诸将怕被皇帝责杀，每次作战事无巨细都一一禀报，结果导致命令批准迟缓，延误战机。而守城的高丽人在情势危急时总是诈降，等到隋军一停止进攻就马上修补城池，以至于隋军频战频失。另一支由隋将公孙述率领的大军为了赶路，弃粮轻装前进，士兵走到半路就没粮食吃，又饥又寒之下，竟还能一日七胜。隋军自恃骤胜，未等歇息整装，就贸然东渡济水，距平壤城30里依山为营。可是平壤城坚池深，易守难攻。公孙述的士兵无粮，又冻又饿，只好退师，结果高丽军自后追击，隋军溃不成军。隋军其他各路军也相继败北，隋炀帝一征高丽以惨败告终，隋军损失30余万人。

公元613年，隋炀帝亲征高丽，此次隋军包围辽阳城，昼夜不停地猛攻20余日，辽阳岌岌可危。此时，隋军后方负责督运粮草的杨玄感突然叛乱，本来已经有望征服高丽的隋炀帝不得不撤兵回国平乱，撤军路上将军资、器械等尽数丢弃。就这样，隋炀帝第二次征高丽只落得一个半途而废，无功而返的结果。

公元614年，隋炀帝三征高丽，隋军在卑沙城大败高丽军。高丽与隋接连三年的战争，国力早已不支，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好向隋炀帝称臣请和，并且送还了逃到高丽的杨玄感叛乱时的叛将斛斯政。隋炀帝也因疲于征服高丽，正愁没有台阶可下，刚好借着高丽的投降举动适时收兵，同时也挽回前两次失败之辱。加之此时隋国早已因征高丽而怨声载道，天下骚动，“群盗蜂起，不可胜数”。遂罢兵许和。

纵观隋之三伐高丽，本都是胜券在握，却两次惨败，原因就在于隋炀帝好大喜功，急于证明自己的英明，没有耐挫能力，在失败的打击面前乱了方寸，造成近百万生命的损失和帝国巨大财富的浪费，最终把国力消耗得近乎空竭。虽然隋朝损失的人口对本国并没有致命影响，但百万之师所需粮草、运输之人力却耗费繁多。一时间引发了民间耕稼失时、官府侵逼、连年兴兵无尽的兵役、徭役繁重等多重社会矛盾，间接导致隋末之变，乃至亡国。

迅猛的瓦岗军为何灭不了隋

瓦岗军是隋末农民起义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队伍，曾给隋朝以重创。但最终却并未夺取政权，而是军队溃散，降于唐朝。

大业七年，东郡韦城县人翟让因犯罪而入狱，狱吏黄君汉私自释放了他。翟让逃亡瓦岗聚众起义。同郡的单雄信、徐世勣也都纷纷加入，势力逐渐增强。他们在永济渠沿岸劫夺来往船只，以致“资用丰给，附者益众”，起义队伍逐步扩大起来。

大业十二年，贵族出身的李密，在参加杨玄感起兵失败后，投奔瓦岗军。李密较有政治眼光，他建议翟让积极发展势力，扩大影响。翟让重视李密的建议，首先攻取了荥阳。荥阳是中原的战略要地，向东是一片平原，向西是虎牢关。虎牢关以西的巩县有隋的大粮仓洛口仓。取得洛口仓不仅可以得到大量的粮食，而且已逼近东都洛阳。夺取荥阳是瓦岗军发展势力的重要一步。

面临强大的瓦岗军，荥阳太守杨庆无可奈何，隋炀帝特派“号为名将”“威震东夏”的张须陀为荥阳通守，镇压瓦岗军。李密认为张须陀勇而无谋，遂建议翟让与张须陀正面对战，佯装败北逃走。李密率精兵埋伏在荥阳以北的大海寺附近，张须陀紧跟翟让十余里，到大海寺以北的林间时，李密伏兵四起，隋军陷入重围。张须陀本来掉以轻心，突如其来的强兵，使他措手不及，战败被杀。此役一败，隋军“昼夜号哭，数日不止”。可见，这次瓦岗军的胜利是对隋炀帝政权的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