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溪流（第6/13页）

西比尔姑姑写信跟我说：“她并未感到痛苦，死得很干脆。她很幸运。”

死得很干脆。我常想起这种说法，直到我自己也当上医生，亲眼见识了西比尔的话是怎么一回事。但小时候那几个字就像死亡的概念本身，对我来讲是个谜。死得很干脆。我妈的运气好，死得很干脆。她是个喜欢做梦的人，宛如人间游魂，而且大自然还把最棒的礼物送给了她。那天晚上，她静静地滑进棉被里，就像把双脚伸进清浅的潺潺溪水一样，闭上双眼，不知道自己接下来会怎样，也不感到害怕。

多年后，母亲仍以诡异的形式出现在我的梦里，她的脸出现在其他东西上面，看起来是如此怪诞而深奥难解：她曾变成我鱼钩上滑溜的白色鳟鱼，悲伤的嘴巴咧了开来，一双黑眼紧闭着；她也曾变成我家农场边缘的榆树，树上那些参差不齐的斑驳金黄树叶，变成她头顶那一束束打结的黑发；或是穆勒家那只跛脚灰狗，充满渴望的嘴巴一张一合，却未曾出声。年纪渐长，我也开始了解母亲死得有多么轻松，怕死的人对人生都还有悬念，但她没有。仿佛从我有记忆以来，她就在为自己的死亡做准备。前一天她还活得好好的，隔天却死了。

就像西比尔姑姑说的，她很幸运。在将死之际，除了死得轻松点，我们还能有什么要求呢？

母亲死后，就只剩欧文与我，还有父亲了。先前我说了一点关于父亲的事。他跟母亲很像，都有点疯疯癫癫，无法安于现状，我们说不上喜欢他，但他的确比母亲还好相处。如果说母亲是死时才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父亲则是早早就认为运气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

父亲的故乡是我们家附近的皮特镇，那是另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如今几乎废弃了，每年逐渐变得愈来愈可悲，人口七零八落，孩子们长大了便会远走高飞，再不返乡。不过父亲小时候，皮特镇还挺重要的。那里曾经有个火车站，因此镇上经济规模虽小，却很稳健。例如，有旅馆、音乐厅各一间，矗立在主街两侧的是一栋栋蓝色与灰色系的两层楼木造房屋。前往加州的旅人往往会在皮特镇稍事休息，在车站附近的杂货店吃一份鸡蛋沙拉三明治，喝一罐芹菜汽水再上路。镇民因为这种短暂而单纯的关系发财：旅客掏钱买东西，高高兴兴互道再见，双方却绝对不会再见面。毕竟，人生在世大多数的关系不都像这样吗？唯一的差别是，这已成为皮特镇多少代以来的生活方式。

我的祖父母都是匈牙利移民，开了一家杂货店。他们与儿子不同，两人工作勤奋而简朴，对投资很有一套。1911年，也就是我父亲读大三的时候，他俩因为流感相继亡故。父亲与妹妹继承了祖父母的店面与房屋，以及他们生前在林登镇购买的七十英亩农地，还有存款。跟我妈过世时一样，父亲展现出处理后事的能力与效率。他把皮特镇的店面、房屋卖掉，缴了税金，办了葬礼，并且为他妹妹开了一个储蓄账户。当时刚从高中毕业的西比尔姑姑，用一部分钱支付了韦斯利学院的学费。父亲生性较懒，把普渡大学念完后，就迁居林登镇，盖了一间房子，每年买入几英亩的地。西比尔姑姑进入西北大学医学院就读的时候，父亲种植的是大豆、扁豆与黄豆。后来，他生了两个儿子，成为当地的铁路员工，负责管理时刻表。他完成了自认为该完成的所有人生目标。

母亲的行为令我不解，而父亲的则让我感到气恼。就我看来，唯一让他感兴趣的，就是彻底懒散的生活方式。对此，我的愤怒难以言喻。理由之一是，我们住在一个勤奋程度决定个人价值的国家。我跟欧文并不特别在意镇民对“值得尊敬”的定义，只是我们的想法刚好跟大家一致——父亲的行为让我们感到羞耻，甚至令人厌恶。毕竟当时是经济大萧条的时代。我们听过很多儿童被父母遗弃的故事，也看过照片上很多意志消沉与筋疲力尽的男人正在排队等汤喝，或者谋职、借钱。但我父亲就是如此缺乏企图心，心如止水，而且完全没有努力的动机，身处于那个时代却完全不受影响。我还记得那时候每逢晚上坐在厨房餐桌边，我都常常渴求有一个会对我大吼大叫、贬低我，为了让我上进努力而打我的父亲，对我的企图心比我自己还要强的父亲。但我父亲却只是坐在那里，陶醉哼唱着最近的流行歌曲，手卷着烟。他那浓密的八字胡上沾着匆匆煮好的玉米，每当我提醒他，他总是懒洋洋地伸出舌头，像一条优雅的蟒蛇似的扫过嘴巴与鼻子边，同时哼个不停。最让我感到愤怒的，就是这种漫不经心、无忧无虑的举动。现在回想起来，这种自以为是的批评实在很好笑：偶然的好运持续降临到父亲身上，我当然是获益良多，但是当年，我总觉得他对欧文与我而言，只是个帮倒忙的家伙。任谁在那个家庭长大，都会以为天降鸿运是理所当然的事，就连累积庞大财富都不需渴求做梦。其实，我父亲有钱并非他喜欢累积资本，而是钱就是会来到他的手上，如果偶尔做了不理想的投资决策，他似乎也不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