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战争（第8/21页）

三个月后，针对名医的政府禁令出台。显然，除了外公，还有很多人和旧体制、其他省份，以及那里的家属有牵连。年过五十、有反对国家统一之嫌疑的大夫们被勒令停止行医，并得到书面通告，他们在大学里的授课将被严密监控。

我们国家的人常常义愤填膺，并自以为是，不了解内情的人总觉得这傻里傻气的；尽管外公发自内心地想要保护我们，他也被这种国民性格所困。外公请来一个锁匠在前门安了防盗锁，锁匠是他以前的病人，曾患有胆结石，被外公治好了。我从没见过那么复杂的套锁。从门内看，前门像是个巨大的表芯，你得用三套钥匙才能从外面打开门锁。机关转动的声音能把死人吵醒。虽然外公的行为并未触及底线，不至于遭到停课处置，但他还是主动提交了辞呈。随后，他给每一个病人打电话，在我看来，那些电话简直无休无止。有关部门不让他行医，他偏要排出一套紧凑的上门就诊计划，包括各种各样的病人：得了哮喘的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失眠症患者，最近刚戒烟的教书匠，背伤尚未痊愈的建筑工人，得了臆想症的截瘫患者，得了肺结核的饲马员，处于戒酒期的知名演员。

我坐在他桌边的扶手椅里听他打电话，偶尔翻翻白眼。我搞不清楚，他这个决定是出于对患者负责，还是某种回光返照的青春期固执─我在自己、佐拉和码头边的孩子们身上能发现类似的冥顽不化。后一种可能性更大，那可把我吓坏了，但我没胆量直截了当地去问他：这种劲头搁在我们身上是极度叛逆，在他那里就意味着不可理喻的愚蠢，而他真的可能冒这样大的风险、为此搭上一切？这个不敢问，但我假设了各种可能出现的可怕后果─万一哪个患者走漏风声呢？万一你上门就诊时被人跟踪呢？你亲自拿着一沓大病小病的处方去药房抓药，却明显没有得病，药师追问起来怎么办？如果哪个患者不幸中风、大出血、动脉瘤爆发而不治而亡，因为你的患者不去医院，患者家属归咎于你怎么办？如果你因谋杀罪入狱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面对我的追问，他却是一副兵来将挡、水来土淹的气势。那几个月里，我还是第一次和他说了那么多话。

“为什么我非得扮演大人的角色？”坐在常去的咖啡座里，等着布兰科低吼的声音从麦克风里传出来时，我这样问佐拉。“他干疯狂的事，为什么非要我去指出来呢？”

“我懂，”佐拉会这么附和一句，对着她粉盒里的小镜子撅起嘴，“真的。”

外公肯定发觉了，相比过去的两年，现在我们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多了。他也肯定看到了，早餐后的咖啡是由我来煮，而不是外婆；早餐时关于新闻的争论也不会以我胡乱挥扬一只手、念叨一句“你还能指望什么，这不是在打仗吗？”收场，相反，我会追着他去集市采购，从楼梯到大街，一路不停地和他争辩下去；外婆打理铺床、费劲地切割硬邦邦的老菜梗、不再打盹而是习惯看电视时，我会义正严词地评点时局。他肯定注意到了，每天晚上他出门就诊后，我就在厨房里做作业，然后熬夜填字谜，一直等到他回家。他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但对我的新日程不置一词，也从未邀请我分享他的新生活。或许，这是一种惩罚，那时候我认为这是为了惩罚我学坏了，或是因为我让黑帽人走进了我家；但现在我明白了，那是在惩罚我过于轻易地放弃了老虎。

不过，我最终还是赚回了一点什么，因为他对我讲起了不死人的故事。

那年夏天我刚满十六岁。有个肺炎患者─我不知道是谁─久治不愈，外公增加了看诊次数，每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我填字谜填到打瞌睡，硬撑着不去睡，决意等他回家，不知道几小时后，我迷迷糊糊醒来，发现外公正站在门厅里，把台灯开了又关，关了又开。他看我坐起来了，就不再捣腾灯了，有那么几秒钟，我呆坐在彻底的黑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