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俄罗斯的影子（第10/29页）

有个医生住在一位俄国夫人家中，他告诉我，那个淡黄头发的先生是皇村学校的学生，正在读《来自彼岸》，他在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45中受到了牵连，因此很希望认识我。我回答说，凡是正直的俄国人，我都欢迎，尤其是皇村学校的学生，何况他与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有关，这件事我虽然不清楚，但对我说来，它是鸽子衔回挪亚方舟的一片橄榄叶子。46

几天过去了，我没有看到医生，也没有看到新来的俄国人。一天晚上九点多钟，仆人突然拿了一张名片进来，这是他。我正与卡尔·福格特坐在餐厅里，我吩咐请客人到楼上的会客室等我，接着便在别人之先到了那儿。我看到他脸色苍白，身子有些哆嗦，像正在发烧似的。他几乎说不出自己的姓，等平静一些以后，立即从椅上一跃而起，扑到我的身上，与我亲吻，在我还没来得及这么做以前，便对我说道：“那么我终于见到您了！”接着马上吻我的手。我赶紧说：“您这是怎么啦？快别这样！”但这时他已失声痛哭。

我望着他有些困惑，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拘形迹，或者干脆是精神失常？

他一边道歉，拼命向我讲颂扬的话，一边用急促的语调和强烈的表情对我说，我挽救过他的性命，事情原来是这样。他为了一点小事被皇村学校开除之后，在彼得堡度日如年，非常伤心，又非常讨厌他不得不担任的职务；不论是自己还是时局，他都看不到一点出路，因此决定服毒自杀。在实行这个计划前几个小时，他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溜达，走进伊士勒47的店里，拿起了这一期的《祖国纪事》，上面登载着我的文章《由一出戏想起的》。他读着读着便被它吸引住了，心情轻松了一些，开始对自己向忧郁和绝望屈服感到羞愧，因为社会上有这么多的问题正从四面八方召唤着年轻的、坚强有力的人们。这样，恩格尔松没有服下毒药，却叫了半瓶马德拉酒，把文章又读了一遍。从这时起，他便成了我的一位热烈的崇拜者。

他坐到了深夜才走，要求允许他不久再来看我。他的言语杂乱无章，中间还穿插了一些离题的话和小故事，但是从这一切中可以看到，他头脑十分清楚，思路敏捷，尤其明显的是他的思想活动千头万绪，因而往往使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伤心欲绝和悲观失望的愤懑变为冷嘲热讽，从流泪变为假笑。

他留给了我一个奇怪的印象。起先我不相信他，后来对他感到厌倦——他使一个人的神经有些受不了。但是我逐渐习惯了他那种古怪的举止，也有些喜欢他与众不同的脸色了，因为它与西欧大部分人单调乏味、千篇一律的表情不同。

恩格尔松读书很多，也学了不少东西，他是语言学家，也是语文学家，但对一切都注入了我们所熟悉的怀疑精神，它所留下的痛苦也使他付出了不少代价。如果在从前，大家会认为他是一个书呆子。过度兴奋的内心活动使他虚弱的体质承受不了。他用酒克服疲劳，提高精神，这又使他的幻想和思维变成了熊熊燃烧的烈焰，欲罢不能，迅速损坏了他多病的身体。

没有规律的生活和酒，头脑经常处在烦躁不安的活跃状态，思考的问题那么多又那么毫无结果，找不到可以做的事，有时热情洋溢，有时又冷若冰霜——这一切尽管与我们从前莫斯科的方式存在着巨大差别，还是令我生动地想起那些日子。我不仅仅听到了亲切的语言，也感受到了亲切的思想。他是1848年后彼得堡恐怖统治的见证人，也了解文学界的状况。当时我完全切断了与俄国的联系，我贪婪地听着他讲的一切。

我们渐渐经常见面，后来甚至每晚见面。

他的妻子也是个奇怪的东西。她的容貌本来很漂亮，可是神经痛和内心的紧张不安使她变得丑陋了。她是俄国化的挪威人，讲俄语带一点特殊的口音，但并不难听。一般说来她比他更沉默，更内向。他们的家庭生活并不愉快；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有一种无名的恐惧感，神经紧张，似乎生活中缺少了什么，又似乎多了点什么，这是他们经常感觉到的，尽管看不见，但像空气中的电一样总在威胁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