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俄罗斯的影子（第9/29页）

她们听到过一些风声……有些知道那个意大利女人……热情的意大利姑娘抵挡不住北国的天才，来自冰天雪地的天才也抵挡不住南国的美好嗓音和火一般的眼眸……她们红着脸，羞答答地表达了要认识她的胆怯愿望。他满口答应以后便回家了。过了两天，姐妹俩突然造访，想再一次让兄弟大吃一惊，但这一次比第一次更糟。

上午十一点钟，气候炎热，姐妹俩坐了车去探望弗兰采斯卡·达·里米尼，看看她和尼古连卡的生活情况。妹妹推开门便愣住了……小小的会客室铺满了地毯，萨佐诺夫穿一身睡衣，随随便便坐在地上，他的旁边便是那位胖太太，几乎只穿了一件薄纱衫。太太使出了意大利人的全部肺活量哈哈大笑……正在听尼古连卡讲故事。他们旁边放着一桶冰，冰里是一瓶稍稍倾斜的香槟酒。

我不知道以后怎么样，但这幕戏的效果却是强烈而持久的。妹妹来找我，与我商量这件事，一边讲一边抽搐，流眼泪。我安慰她说，出狱后最初几天的生活是不会正常的。

这以后便是枯燥的搬家——换一所小一些的住宅……他本来有一个听差，这人的专长就是能打硬得刺不破的缎子领结，用钻石别针把它别住；现在这个听差被辞退了，接着那枚别针也出现在一家店铺的橱窗中了。

这样又过了大约五年。萨佐诺夫从瑞士回到巴黎，然后又从巴黎去了瑞士。为了摆脱那个意大利胖女人，他发明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办法——与她结婚之后又离婚。

我们中间产生了嫌隙。在我非常重视的一件事上他没有坦率地对待我。我不能对此毫不理会。

就在这时，俄国开始了新的时期42，萨佐诺夫又变得活跃了，写了一些不太成功的文章，打算回国，但终于没有回去43，最后离开了巴黎。后来我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不久前一个刚从瑞士来到伦敦的俄国人突然对我说：

“我离开日内瓦的前夕，您的一位老朋友安葬了。”

“这是谁？”

“萨佐诺夫，您想，参加葬礼的没一个是俄国人。”

我的心怦地一跳——似乎为我很久没去看他感到有些后悔……

（写于1863年）

二 恩格尔松夫妇

他们俩都死了。他至多三十五岁，她比他更年轻。

他是大约十年前在泽西岛去世的，送葬的有他的遗孀和一个孩子，还有一个身体结实、头发蓬乱的老人，他面貌粗犷，浓眉大眼，脸上流露出一种天才与疯癫、狂热与讥讽互相混杂的神气，像旧约时代愤世嫉俗的先知和1793年的雅各宾党人。这老人便是皮埃尔·勒鲁。

她是1865年初在西班牙去世的。我在几个月后才听到她的死讯。

现在孩子在哪里，我不知道。

我所谈到的这个人一度对我是亲密的，重要的，他是我蒙受深深的创伤时第一个给我包扎伤口的人，是我的弟兄和护士。她也许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使他疏远了我。他成了我的敌人……

她的死讯又把他们带回了我的脑海中……

我拿起1859年写的那份关于他们的原稿，把它重读了一遍，作为对逝去者的悼念。

我考虑了好久，要不要发表它，不久前才决定要。我的意图是纯洁的，叙述是真实的。我不想把谴责掷向他们的坟墓，只是想与读者一起，根据这些新的例证，再次考察一下尼古拉皇朝最后一代被摧残的人的复杂而痛苦的命运。

1865年12月31日于布瓦西埃堡44

1

1850年末，一个俄国人带着妻子来到了尼斯。在散步时，人们把他们指给我看。两人属于等待局势好转的人；他瘦瘦的，脸色苍白，带有肺痨病患者的神气，头发淡黄而有些发红；她，美好的容貌早已憔悴，显得筋疲力尽，心灰意懒，过早衰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