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俄罗斯的影子（第8/29页）

1849年，我向蒲鲁东建议，把《人民之声报》的国际版交给萨佐诺夫。他懂得四种语言和欧洲各国的文学、政治和历史，加上他对各派力量的广泛了解，他可以把报纸的这一版办得十分出色，让法国人耳目一新。蒲鲁东并不过问国外新闻的内部事务，它由我负责，但我在日内瓦，对它无能为力。过了一个月，萨佐诺夫把编辑工作移交给了霍耶茨基，与报纸断绝了关系。他写信到日内瓦对我说：“我深深敬重蒲鲁东，但他和我这样两个人无法在一家报社内共事。”

过了一年，萨佐诺夫参加了复刊的《改革报》，那时它已由马志尼派接办。编辑工作主要由拉梅内40负责。这里也容不得两个伟大人物共事。萨佐诺夫干了三个来月便脱离了《改革报》。他与蒲鲁东幸好是客客气气分手的，与拉梅内却争得面红耳赤。萨佐诺夫责备老头子小气，舍不得在编辑部花钱。拉梅内想起自己青年时期作为教权派报人的习惯，只得诉诸西欧人士采用的最后论据，对萨佐诺夫提出了一个疑问：“他会不会是俄国政府的间谍？”

我最后一次见到萨佐诺夫是1851年在瑞士。他被法国驱逐之后住在日内瓦。这是最阴暗、最沉闷的时期，粗暴的反动势力到处嚣张一时。萨佐诺夫对法国的信心动摇了，也不再相信彼得堡的政府最近可能改组。无所事事的生活使他心乱如麻，十分厌烦，工作又不顺手；他什么都干，又没有耐心，整天生气和喝酒。何况生活中还有许多不如意的琐事，与债主的不断争执，张罗金钱，生就的善于挥霍、不善于安排的天性，这一切弄得他终日牢骚满腹，郁郁不乐，连喝酒也不再像平时那么无忧无虑，成了只是过去灯红酒绿生活留下的一种习惯。

不妨顺便谈一下他的家庭生活，因为它也日复一日地走上了纵酒作乐的错误道路，而且带有他自己的鲜明特色。

萨佐诺夫到了巴黎不久，便遇到了一位富孀，他们的结合使他越发沉湎在奢华的生活中。后来她去了俄国，把教育女儿的责任和大量的钱都托付给了他。但是寡妇还没抵达彼得堡，另一个肥胖的意大利女人已代替了她的位置，这女人嗓音之响，可以使耶利哥的城墙再一次倒塌41。

过了两三年，寡妇突然想起了丈夫和女儿，出其不意地回来了。意大利女人使她吃了一惊。

“这是什么人？”她问，从头到脚打量着那个女人。

“莉莉的保姆，人很好。”

“可是她这样的嗓子，怎么教孩子讲法语？……这太糟了，我宁可雇个法国女人，你把这个人打发走……”

“但是，亲爱的……”

“但是，亲爱的……”于是寡妇带走了女儿。

这不仅是感情的危机，也造成了经济危机。萨佐诺夫根本不穷，他的姐妹们每年从庄园的收入中寄给他二万法郎，但是他挥霍无度，直到现在还不打算撙节开支，只是拼命借债。他东也借，西也借，尽量向俄国的姐妹们索讨；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的钱他都要，还向放高利贷的，向俄国和非俄国的傻瓜们借债……他用这种办法挪东补西，维持了好久，但最后还是像我指出过的那样弄得山穷水尽，进了克利希监狱。

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姐夫死了。但听到他进了监狱，两个姐妹赶紧来搭救他。事情总是这样，她们对尼古连卡的生活方式一无所知。两姐妹一向把他看得很了不起，认为他是天才，焦急地等待着他脱颖而出，成为名人呢。

但等待她们的是各种失望，正因为出乎意外，它们更显得奇怪。第二天早上，她们带着萨佐诺夫的朋友霍特克维奇伯爵前往狱中赎他出狱，要让他大吃一惊。霍特克维奇把她们留在马车上便走了，答应过一会儿带她们的兄弟出来。过了一小时又一小时，尼古连卡没有出现……两个女人坐在出租马车里等得很不耐烦，心想手续一定很烦琐……最后霍特克维奇独自跑来了，他满脸通红，嘴里一股浓重的酒气。他告诉她们，萨佐诺夫马上就到，他得先跟难友们告别，请他们喝点酒，吃点东西，这是规矩。这有些刺痛了两位女旅客的温柔的心……但是……但是就在这时，又胖又结实的尼古连卡满头大汗扑进了她们的怀抱，于是她们顿时高兴了，满意了，与他一起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