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不要贪图舒适，面对重压和困难，要勇敢地接受挑战。（第7/11页）

不过，我并不想让你们认为弗兰尼是一个悲观可怜的糟老头儿。他一直是一个非常有精神，经常用各种怪招儿逗我们发笑的人物。当他放了个屁时，他要么会说“噢，对不起，我还以为我在科科莫呢”，要么就假装招呼一只猫，“来，小猫咪，小猫咪，小猫咪”。如果我们对他提出的问题表示“啊？”，他就会回敬说“在猪屁股上踢一脚，猪也会说‘啊’”。

不管这些是命里注定的还是自我造成的，我想告诉你们的是，韦伯祖父内心的苦楚和挑战比那次事故带来的折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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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的我也吃了不少苦头。

在身体上，每个孩子都多少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现在回忆起来，小时候的我算是一个极品了：两岁的时候患上扁桃体炎；14年间耳朵反复发炎，做过四次矫正手术；胳膊摔断过两次；戴过两次牙套；10岁就戴上了近视眼镜。这些麻烦事发生在孩子们身上是很常见的，但是像我这样样样都经历过的孩子我还真没有见过。

我小时候经常出事故，根本就不能睡上铺。我从上铺滚下来三回，其中一回摔断了手腕儿，还有一回磕掉了一颗牙。那时候上铺也有安全护栏，但那对我来说根本就不起作用。

我耳朵上的问题非常严重，甚至对我身体后期的发育都造成了影响。每年去湖里游泳回来，我的耳膜内都肯定会积水，进而结果导致感染，对中耳部位造成压力。那些细小的骨头简直太敏感了，甚至每次心跳都能牵动它们，让我感觉到刺痛。这种刺痛要一直等到耳膜内液体流干了，炎症消退了，才能消失。

大多数孩子都用抗生素或滴耳剂来消除炎症，可对我来说，这些方法要么不准用，要么不奏效。我的医生不喜欢用抗生素（他觉得人们都是在过度使用抗生素），滴耳剂又不管用。在我五岁到十六岁之间，医生曾经四次在我耳膜上切开小洞，插进一根小塑料管，把里面的液体导出来。

每年夏天，我至少有两周是在被耳痛折磨着，或者是在用拇指狂戳自己的耳朵。每到晚上更是疼得睡不着觉。家里没有人会抱怨我夜里哭，但是我会在家里找各种隐蔽的地方躲起来，这样就不会打扰到别人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经历会给成年之后的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现在也没有想明白。就像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面对困难时别无选择一样，也许我从小就在学着如何面对重压和困难，勇敢地接受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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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高一那一年，我承受了来自学校和家庭的双重痛苦——这是那种我宁愿耳朵疼也不愿去经受的痛苦。

我上的是傻瓜高中（真的，学校就叫这个名儿），一所天主教男校。我最不喜欢的一堂课就是体育课。我喜欢课上的活动，但是讨厌每次下课要做的事情：洗澡。因为对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男孩儿来说，像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时那样赤身裸体是一件罪恶羞愧的事情。

每次洗澡我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由于我们所有人都是天主教徒，所以大家也就心照不宣地守规矩：管好自己，洗好就出去，穿好衣服，不准开玩笑。

但是刚上高一三个月之后，这条规矩就被无情地践踏了，而我则非常不幸地成为了这次“惨案”的受害者，那件事造成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我整个高中四年的生活。

那天洗澡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一个我根本就不认识的同学突然抬起头对着天花板大喊：“嘿，你们都看见了吗？韦伯洗澡的时候小鸡鸡都竖起来了！”他就站在和我隔着6个储物柜的地方，而且是同一排。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他说完这句话之后脸上露出的那种狂妄的笑容。

我僵直地站在那里，盯着我的储物柜。我要不要回应，就傻站在这里吗？也许没人听见他说什么。也许我假装没听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