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什么是说理（第9/10页）

古人所谓的“言”，并不是我们今天一般所说的“表达”，而是借助文采（“辞”）的效果来调动读者的情绪，打动他们的感情，其实也就是pathos。古人也似乎考虑到pathos的适度。只是没有把它当作一个专门的问题提出来，所以在不同涉及的部分之间会显得自相矛盾。例如，孔子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之不远。……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为了说话更有效果，需要文饰辞藻。但孔子有时却又反对过分的文饰，以为只要能通情达意就好了，他说：“辞达而已矣。”“辞无常，逊而说。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孔子有时甚至站在教育家的立场，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又说：“仁者，其言也讱。”他以为言语迟钝的人才是仁者，这时候，pathos（巧言动情）与ethos（说话人的人品和可信任程度）有了联系。后世学人为孔子圆其说，也都因为没有新的论述概念而跳不出他的矛盾。例如，清魏禧说，“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以明道，而繁简、华质、洪纤、夷险、约肆之故，则必有其所以然。……孔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不文，则不可以达意也。”前面是说，文之华质须适情应景，该华就华，该质就质。后面则又强调文饰，以为非文饰辞采，则不足以达意。这两个部分是矛盾的。其实，孔子或后人那些看起来是前后矛盾是说法，都是由于缺乏某种概念（如pathos）来专门讨论用文辞打动感情的适度问题造成的。

过度的“辞”会成为“巧言”。关于孔子所说的“巧言”，唐代经学家孔颖达的疏义说：“言君子情貌欲得信实，言辞欲得和顺美巧，不违逆于理，与巧言令色者异。”如果以“不违逆于理”的目的为首要，那么，言辞（“辞”）是为“说理”（“实”）服务的。朴实达意的语言比文辞修饰的语言更容易与“实”的目的一致。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孟子直接提出了言语要朴实的主张。他强调的是“实”：“言无实不祥。”他认为，偏颇的言辞（诐辞）、过于藻饰的言辞（淫辞）、不正常的言辞（邪辞）、躲闪的言辞（循辞），都妨碍了“实”，都是会被人识破的：“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循辞知其所穷。”他认为藻饰（淫辞）应该适可而止，如果藻饰过度，反会害了辞意，使人不容易明白。对于那些用夸张辞的句子，他以为和文字上雕饰过度的藻饰是不同的，应该从那辞义中，追测作者的本意，才是正当的读法：“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虽然并不是直接讨论“辩”的问题，但他对言辞的看法对我们今天避免在说理（书面的和网络上的）中的片面、夸张、乖戾、隐匿，乃至轻佻、油滑、粗鲁、尖酸刻薄仍然不失为是有益的提醒。

荀子也是鄙视过度的文饰的。在《乐论》篇中，他说：“乱世之征……其文章匿而采。”他把文章隐晦而多采饰看成是是乱世的征象（这令人想起谎言社会里的假大空）。他指出君子“言辩而不辞”。所谓“不辞”，是不驰鹜于华丽的辞采。荀子在《非相》篇里对谈话劝说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欣驩、芬芗以送之。……如是，则说常无不受，虽不说人，人莫不贵。”以严肃庄重的态度去面对对方，以端正真诚的心地去对待他，以坚定刚强的意志去扶持他，用比喻称引的方法来使他通晓，用条分缕析的方法来使他明了，热情、和气地向他说明。像这样劝说，别人往往就不会不接受，即使你不能说服别人，别人也不会不尊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