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逻辑谬误（第12/13页）

在一个习惯于用高度敌情和战斗观念来看待个人意见和言论的国家里（这样的国家总是不能容忍言论自由的），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把不同意见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冲突或敌我对立，而不是追求真理和共识的一种常态和过程。对言论之间的不同，他们习惯于因异而仇，并且“仇必仇到底”，拒绝“仇必和而解”。这种情况在“文革”口诛笔伐式的大批判、大辩论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也是“雄辩症”和“厚皮逻辑”的病根所在。

受敌我意识主导的“雄辩证”和“厚皮逻辑”似乎并没有随着“文革”的过去而消失，而是在一些人群中继续蔓延，官方和民间话语中都不鲜见。例如，美国驻华大使馆不断发表北京空气质量低劣的报告，对此有发言人表示：“根据国际公约，众所周知美国使馆区是美国领土，他们在那里监测到的数据只能说明美国空气质量不好。”这个雄辩的论证从一个“众所周知”的前提出发，用逻辑推理代替现实，得出近于无赖和泼皮的厚皮结论。这种泼皮式争辩在一些网民中也很常见。例如，“‘文革’武斗杀了太多人？怎么你没死啊？怎不说你们美国干爹杀了多少印第安人？”“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三千万人？你家里死了几口人？你爹妈又怎样生下你的？”这样的“雄辩”在网络上“五毛”与“美狗”之间的对决和对骂中每天都在发生，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恶疾。

李承鹏在《圣奴隶》一文中举了不少网上流行的“比烂逻辑”和“变换话题逻辑”的例子，都可以说是“厚皮逻辑”的亚种。比烂逻辑如，“我说中国空气污染，你就说怎么不说伦敦曾经也污染。我批评国产毒牛奶，你就说大爷的怎不去批评日本曾经也有毒牛奶。我批评中国官员贪污腐败，你马上链接出美国某某市长也贪污过几万元。前两天我对禽流感表示了一下担忧，你也在问候过我全家后，举例英国疯牛病、法国禽流感还有土耳其口蹄疫”。变换话题逻辑如，“我说油费太高，你说瑞典更高。我说瑞典公路不收费，你说日本收费。我说日本工资高，你说俄罗斯也不高。我说俄罗斯全民医保，你说印度没医保。我说印度没强拆，你说伊拉克还挨炸。我说伊拉克有自由，你说朝鲜更惨。我说朝鲜有廉租房，你说阿富汗还住山洞。我说阿富汗人有选票，你说你再说我碾死你！”这些例子虽然有些夸张，但确实是人们如今已经在网络上见怪不怪的“雄辩症”现象。

“雄辩症”（包括它的厚皮逻辑）为什么是一种公共话语的恶疾呢？它的危害又在哪里呢？英国哲学家洛克在《教育片论》中谈到了这些问题和与儿童说理教育的关系。

首先，雄辩症混淆了说理和辩论的目的。它错误地认为雄辩不是为了明理，而只是为了在口角中争胜。洛克说：真正的说理用途和目的“在于获得关于事物的正确观念，对事物作出正确判断，区分出真与假，是与非，并依此行动。那么，切不可让您的儿子在争辩的技术和形式中长大……不可让他羡慕别人争辩。除非您真不想他成为一个能干的人，而是成为一名无足轻重的口角者，在与人争辩中固执己见，以驳倒他人为荣，更有甚者，就是怀疑一切，认为在争辩中不可能找到真理之类的东西，找到的只能是胜利”。

其次，雄辩症使人思想阻滞，变得看不到也不愿服从明白的道理和清晰的论据，“不管别人已经给出了多么完善和令人满意的答复，只要能找出些含糊的语言,他便继续与人争辩，一方面挑起口角，另一方面一定要争出个高下来”。争论的一方患有雄辩症就已经非常糟糕，要是双方都患有此症，争论便成为一场必须战斗到底、消灭对方的口舌肉搏战，“反方从来不同意正方的答复，正方亦从来不屈服于任何的证词。即便是合乎真理和知识的事情，辩论的双方亦不会屈服，否则的话他会被人说成是可怜的战败者，蒙受别人的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