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逻辑谬误（第13/13页）

再者，雄辩症的结果是越善辩越不文明，善辩成为一种对别人进行刁难和伤害的手段，成为“最不真诚、最不适当的行为”。你说“文革”武斗，他就硬说你有“美国干爹”，你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他就把生下你的爹妈也捎带进去。雄辩症的不文明在于它的争辩总是对人不对事，而不是对事不对人，而且对人的态度还特别恶劣，尖酸刻薄，充满了敌意。它的目的不是要说服你，而是要叫你难堪，逼得你知趣地闭嘴，终于哑口无言，缴械投降。

中国人不善于公共论理，由来已久，原因是缺乏对自由言论应有的认识，也极少有民主政治环境的培养。萧公权先生在1937年3月2日的《大公报》上发表《施行宪政之准备》一文，谈到当时人们的言论“意气用事之谈，偏狭无容之见”触目可见。这样的言论“无理智之修养为根基，则各自是以相非，群言淆乱而不能收切磋之益。观其欲以一人之私见，易天下之耳目，其用心与独裁者之统制思想何以异？”这样的言论党同伐异，“异己者势欲打倒，同调者奉若神明，圆通宽大之风度，渺乎其不可寻。此种人入主出奴……以较压迫者之器识与见地，实无异一丘之貉”。语言的运用是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的有机部分，对个人思维、观念和交际方式有着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如果大多数的个人都对这种文化影响的不良部分浑然不觉、习以为常、不加察辨，他们的日常言论则会不断地在复制和再生这样的文化。

四分之三个世纪过去了，萧公权先生早已逝去，他的宪政梦和国民说理期待仍然离我们非常遥远，经过几十年一次又一次蛮不讲理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萧公权先生忧虑的那种党同伐异的“欲以一人之私见，易天下之耳目”的强蛮话语在21世纪的中国仍然充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许多人从小在大批判、大辩论中学会了胡搅蛮缠、强词夺理、言辞嚣张，长大成人后，他们仍然以为辩论或公共话语就该是这个样子，浑然不知这种形同泼皮的厚皮纠缠根本就不是有教养、有思想的说理逻辑。洛克在《教育片论》中提出，对于儿童的教育来说，专门学习辩论并没有好处，他建议将与说理有关的“修辞和逻辑这两门学科”随着增进语言思考能力来学习。这是因为，“真理是需要经由成熟的、适宜的思考才能发现，并获得支持，而不是经过人为的激烈措词和辩论的方法得到的”。公共话语需要人学会如何把成熟的、经过明辨的思考结果清楚地表达出来，而这才是真正需要用到修辞和逻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