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食品组织（第12/20页）

凯特当然知道，不过几小时的工夫，借助具有亲和力的航空公司的帮助，她就要从这一个具有亲和力的组织跳到另一个了。她和我们大家一样，都是从收音机、电视和电影中知道国际航空服务人员的生活方式的。可是，情况出现了变化。在她即将启程的前一晚，罢工千真万确停止了，她也确定自己的航班没有问题，可第二天早上，行政人员又罢工了。凯特坐着火车到巴黎，打算从那儿搭飞机到罗马，可是到了巴黎，却被告知由于当天外国员工（主要是西班牙和意大利员工）示威游行，通往机场的道路被堵住了，要想从那儿经过恐怕希望渺茫。她只好又坐火车去罗马。如何将一种机械设备铁轨与另一种机械设备飞机连接起来是个大问题。一路上她遇到了交通拥堵、混乱、种种延误，不过最后总算到达了目的地，但是已经很迟了。到了土耳其，待遇如她所想：一辆闪闪发亮的轿车载着她一名乘客穿过人群，这些人如果不是司机或维修工人，恐怕这辈子都别指望能够坐上这样的车。车辆将她和周围环境一分为二，她只能靠眼睛四下里瞅。她用法语和司机聊天。她入住的酒店的气派和风格都与国际食品组织大楼相似。她的房间很像她才离开的那间毫无特色的盒子屋。因为路上一再耽搁，她来迟了，到达的时候代表们也到了，可是还有上千件该做的事没有做，再说，这里还缺一个翻译。行李送进房间时她只瞧了一眼，就赶紧到代表那儿去：她成了代表们发泄愤怒的活靶子，办事不得力的典型人物，偌大的一个酒店，到处都是牢骚满腹的代表，在抱怨工作人员不会做事。她自己昨天还有前天在伦敦、巴黎和罗马的时候也是这样怨气冲天。

酒店专门腾出了一整层楼给会议使用。那间商量大事的屋子与她刚离开的那间非常相像，几乎给她一种“家”的感觉。屋顶和四面墙全部包上亮闪闪的木头，不过地上铺的不是地毯，而是瓷砖，模仿的是清真寺的图案。房间中央摆放着一张硕大无比的桌子，长方形的，安装了耳机、开关和按钮什么的。现在，轮到她给每个座位分发纸张（要是代表们的发言太过冗长，可以在上面涂鸦解闷），还有铅笔、水笔和水杯。或者，她无须亲自动手，只须过问一下，提醒负责会议事务的酒店员工别忘了就行。这个酒店员工名叫阿梅德，是个小伙子，胖乎乎的，脸色苍白，笑眯眯的，非常和善；是她的同行、盟友和兄弟。他能说法语、德语和英语，知道她还会说自己不懂的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他高兴坏了。虽然他对酒店的运营了如指掌，但是之前从未给会议事务帮过忙——或者应该这么说，他知道商务会议，但认为这次会议有所不同，因为会议的语言变来变去。一个身着镶边制服的男孩走到阿梅德跟前，凯特听见指令的下达与接收用的是土耳其语。这是她踏入这片土地首次听到土耳其语。她和阿梅德不论坐着站着走着嘴都不停歇，忙着商量对策，怎么让他人舒舒服服，她听到的土耳其语其实都是飘过耳边的——不再喧嚣了。酒店外面存在一个世界，当她的耳朵最终与其接触时，突然失聪了，失去理解力了：这个她听不懂的语言就躲在她的周围，像没有清洗干净的玻璃窗，半明半暗，苦不堪言。她的耳朵好像受到了责备，使劲竖着，想捕捉到走廊上的两个女服务员的对话——它们觉得应该听得懂，不懂就是它们的错……身边要是没有阿梅德，她就像台报废的机器无法运转。

阿梅德对夜生活、饭馆、舞女、教堂和伊斯坦布尔周边游的最佳线路都略知一二。她从几百米的高空俯瞰，瞥了一眼这座城市，到处都是金光闪闪的屋顶和银光涟潋的水面，还有那一条条街道，就像土耳其语本身，遥不可及，生机勃勃。她想她应该接近，理解……她站在窗边，一只她以前从未见过的小鸟从眼前飞过。她觉得，一个未知世界正轻手轻脚朝她走来，她看着那只小鸟飞过那一条喝黑海海水长大的河，朝对岸的尖塔和穹顶展翅而去。此时，阿梅德就站在她身边，等她发话怎么处理不同饮食习惯这一问题。等到最后一批代表从空中降落，娱乐节目、短程旅行、文化活动，不用说还有十几个国家的美食佳肴，全部要准备就绪。这些东西有人正在享用，因为这群男男女女似乎一点儿都不累，他们经常来往于欧洲大陆，经验丰富，到酒店的时候仍然衣着整齐、泰然自若，用不同的语言聊天。显而易见，本次会议将是一场愉快温和、你谦我让的会议。代表们相互喜欢。其实，这就是这些与会人员、温和的竞争对手、巧妙地维护国家利益的官员们的一贯做派。因为当他们坐在那张大桌子旁时，不管别人的观点和自己分歧多大；为了自己国家的主张，态度多么强硬，甚至相互谴责对方是两面派：某某国家把甲虫放进那一季的粮食里，故意搞垮我们的生意！……不对，你们送往世界各地的粮食中都有甲虫，显然你们的种植方法不对……你们只想让自己国家获利，你们什么东西都想多占！……正好相反，我们是想帮助贫穷国家的难兄难弟……是的，就像一大群吵嘴的孩子，但不管他们吵得多凶多频繁，过后来到大厅、酒吧、咖啡间、饭馆，更别提床上，都是同胞，什么都能谅解。这是理所当然，因为这群人做着相同的工作，生活方式简直一模一样——他们在各个方面都能找到共同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