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姆斯特丹的日子（第10/11页）

“你这是在收买我吗？”一个女评委会成员问。

“我怎么敢？”

“我觉得你敢。”

“我经常跟同事们在餐厅里用午餐，这也是我的工作。”

“那我是你的同事吗？”

“我们在同一条船上。”我说，“不同的等级和利益是没错，然而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一样的。”

“什么目标？”

“我们都在为文学服务。”

“所以由你来买单？”

“买单的是出版社，”我说，“罗伯特·贝伦德森。”

我在信用卡小票上签了个字，把笔又放回白色的桌布。

“你也跟其他委员会的评委吃饭吗？”

这是在故意为难我，从她的上嘴唇我就能看出来。

“评委会主席还在我的名单上，”我说，“我要请他去一家贵一点的餐厅，你有什么建议吗？”

“精益求精吧，一星米其林餐厅。”

“不错。”

“我还需要一条裙子。”她说。

“去参加颁奖仪式？”

“没错，”她说，“还有一双高跟鞋。”

她再也无法抑制，笑了起来。

社交就跟调情一样，就是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而已。主旋律并不围绕着你，而是诗人和他的诗集，然而没人能保证成功。最终奖项还是颁给了另一个诗人，一个有名的诗人。这样的选择很保守，就跟多数大奖一样。

颁奖结束后那个跟我吃午饭的评委走了过来。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真丝裙子，露着后背。

“怎么样？”她问。

“这条裙子比那个获奖人美多了。”

为了吸引新诗人，我和社里的几个诗人一起创办了一本诗歌杂志，是月刊，也包括了翻译的诗歌。为此我又跟世界诗歌节有了联系。自从海曼去世，我就没再去过他们的办公楼，不过诗歌节我倒是每年都去。

新董事的年纪比海曼大一些，不过对诗歌的挚爱并没有丝毫的减少。他名叫维克多·拉尔森，穿着一双漂亮的皮鞋，由棕色和深绿两种颜色组成。写字台旁边的篮子里躺着一只哈巴狗。拉尔森用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我，仿佛一双小女孩的眼睛。

维克多·拉尔森坐在一张木办公桌前，海曼曾经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写信。诗人的画像仍然挂在墙上，有克拉尔·詹尼斯、希姆斯·汉尼、赫尔曼·德·科尼克、玛格丽特·安德武、汉斯·马格纳斯·安泽思贝格、莎拉·科尔斯、托马斯·托兰斯特龙穆尔。局外人是认不出那一张张脸的。他们都曾经站在世界诗歌节的舞台上，当然远远不止他们，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都曾登上过那个舞台。那一本本没有封面、装订成集的书放在柜子里，不同的年份就有不同的颜色。这些书仅供内部使用，总印量很少，不到十本。有时候还能在其中找到一两个“古董”。书里涵盖了世界诗歌节上朗诵过的所有诗作，既有原版，也有译文。印刷的纸张比较厚，版本也比较大，不过读起来感染力丝毫无减。

除了书还有无数的录音带，从1969年第一届诗歌节开始，所有的朗诵都被录了下来。海曼经常让我戴上耳机，说：“听，这是1973年的。”我听着磁带开始播放，发出沙沙的声音，接着就出现了诗人的声音，还有那些我听不懂的语言：中文、西班牙语、挪威语。不过对我而言，听着这样的韵律、音调，享受着这般宁静，仍然是一种享受。

那些画像、书籍，还有磁带共同组成了一个没有界限的美好的世界，纂写出诗歌的历史，涵盖了所有话题：战争、屠杀、水灾，也有夏天的声音，宝宝出生和雪佛兰报废的声音。

再次回到这里，感觉真好。出版界的一切都匆匆忙忙。书得一本接一本地出，还得不断发掘新作家，一不留神就会眼睁睁地错过一个才华横溢的新手。诗歌多少有些不同，不过还是有很多一边急匆匆地吃午饭一边打电话的编辑。罗伯特也一样，他买了一部外国作品，事先也没读过，结果竟然成了畅销书，就跟玩轮盘赌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