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难忘的一个“国特”（第10/34页）

我愤怒，但绝不怨天尤人。因为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明辨是非，保持革命者的人格，就必须牺牲。这样下场，并不感觉意外，我知道必死。所难过的，为什么不轰轰烈烈地死在军阀手中？不死在日本人手里？现在这样窝囊地被所谓如手足的同志害死，死不瞑目。不过死是一样的，这也总算是革命者的归宿吧！

谁又能想到，我不但没有死，而会活到七十岁，又亲眼看到当年谋害我的人，一个接一个倒下去，真是感慨万千，能不把这段经过写出来吗？从1948年7月1日关进牢里，到1957年4月21日出牢，整整坐了八年又十个月的牢，差两个月，就是九年整了。在这漫长、受辱、挨饿的孤寂日子里，不但和朋友们隔绝，连家人也不能通讯，无异已经死去离开这个世界。九年！人生有几个九年？四十三岁到五十二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代，应有所作为。我的黄金时代却在监牢里度过，而大陆河山已经变色，和家人永远隔绝了。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呜呼！痛哉！

谁也不愿意做惨痛的回忆，谁也不愿意做无益的叙述，但是为使在大陆的子女，或者他们的子孙，将来遇有机会可以了解我的这一段悲惨经过，需要写出来。好些朋友同情我，为我抱不平，知道我冤枉，但冤到什么程度，却少有人知道，也应把真实经过、前因后果告诉他们。最后为表明我对得起国家，也没有辱及祖宗父母，因撰《入狱记》。

潘其武对我有成见潘其武对我有成见，实为造成我的不幸事件的间接原因。因为他是毛人凤局长的亲信、拜把兄弟，又是保密局的幕僚长，他对毛人凤先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量。我能够坐那么久的牢，的确不能不感谢潘其武先生大力帮忙，因此撰这一章。

潘其武和毛人凤的关系不同凡俗，可从刘培初兄所著《浮生掠影集》62页看出来。刘培初兄说：“二十九年（1940）春，潘其武兄发起处长以上的人签名，向戴先生保他（毛人凤）为局本部书记长（主任秘书之误），那时我任督察室主任之职，但我并未签名。我说用人是戴先生的权力，向他保荐，本局向无此例。”

刘培初兄不但得罪了潘其武，更得罪了毛人凤先生。刘培初虽没有签名，而毛人凤先生终于做了主任秘书，他为酬谢潘其武拥戴之功，签报他为副主任秘书，戴先生也批准了。那时安徽刘启瑞先生已任秘书多年，对他们一拥一签，很不服气。他是北京大学毕业，无论学历、经历，都比他们两人强些。当我继刘培初兄为督察室主任时，他大发牢骚，对我说：“潘其武从缅甸带回假宝石，让毛太太卖出去。买的人吃了大亏，惹不起毛先生，都不敢做声，哑子吃黄连，有苦叫不出。”他认为这是军统局的莫大耻辱。

我怎么知道潘其武对我有成见？有事实证明。三十四年（1945）日本人投降，我正任中美合作所第四训练班副主任，戴先生调我到北平，筹备北平特警班。因为共产党占据张家口，切断平绥铁路，从绥远陕坝到北平，必须绕道西安，再到重庆，才能搭乘飞机，飞往北平。

“你回来了！”我在重庆罗家湾看到毛人凤先生，他满脸笑容对我说，“你应当和潘先生谈谈，由我和他接头，你去乡下看他，还是他进城来看你？”

潘其武是中美合作所的主任秘书，不论从业务上讲，还是礼貌上讲，对于一位从外面回来的训练班副主任，总应该详细谈谈。可是第二天毛人凤先生告诉我：“潘先生说没有什么事，不必见面了。”

因此证明潘其武的确对我成见太深了，成见是怎样造成的？日本投降，美国教官先后离开陕坝，复员返国。教育长刘人奎跟最后一批美国人回到重庆。刘人奎，军校第五期，原为共产党，一直没有取得军校学籍，我曾请陕坝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科的负责人替他想办法。在班里，我很尊重他，普通公文都由他批阅。战时薪饷不够用，过时过节从公积金提一部分送给他，因他携带家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