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难忘的一个“国特”（第11/34页）

想不到刘人奎竟会……为讨好潘其武，回到重庆以后，造谣挑拨，说了我许多坏话，摇身一变，成了潘其武的亲信，潘其武立刻派他为重庆训练班的副主任。这些情形，重庆有好几位同志早已写信告诉我。

潘其武既然相信了刘人奎的话，自然对我有了成见，不和我见面，就没有什么奇怪了。我一向我行我素，并不需要潘其武谅解，不见面就不要见，我不在乎这些。

戴先生说我脾气坏

戴先生为什么要我筹备北平特警班？据马汉三兄告诉我，可能是因为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宜生的关系。胜利后，戴先生和傅长官在北平见面，刚好是在中美第四班的学生以少击众，击退贺龙包围包头的两万大军，保住包头，造成绥西大捷时。

“你在陕坝设立训练班，真有眼光。”傅长官竖起大拇指，对戴先生说，“这次保卫包头，发生了很大的力量，因为训练非常成功。”

很显然，所谓有眼光，是在恭维戴先生，训练非常成功，自然是指我这个主持训练的副主任了。戴先生既然重视北平特警班，希望训练一批青年学生，将来担负重建华北的责任，于是急电调我来北平，要我主持训练。

我到达北平，已经是12月中旬，戴先生已去上海。临行留下一张条子：“兹派乔家才、马汉三、张家铨、楼兆元、唐嗣尧为北平特警班筹备委员，以乔家才为主任委员。”

筹备工作最重要的，就是找一处非常合适的训练基地。大家觉得西安门内光明殿最合适，有两座大楼，一座可做教室，一座可做寝室；有礼堂、有游泳池，操场很大，训练两千人也不成问题。当时光明殿归九十二军所占有，我和楼兆元兄去看侯镜如军长，他听说戴先生要办训练班，毫不迟疑，立刻答应让给我们。找到训练基地，不但筹备有了头绪，而且可说是解决了最困难、最重要的问题。

三十五年（1946）元旦，戴先生赶回北平，在沦陷八年后的故都，过胜利以后的第一个元旦，多么有意义。戴先生兴致很高，借用中南海的怀仁堂，整整热闹了一天。元旦过后，我陪他巡视光明殿，他很满意，看得非常仔细，什么地方应该修理、怎样修理，他都有指示。

戴先生在北平，每天中午在什锦花园，召集重要干部，举行午餐会报，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商讨肃奸工作。他来来去去，席不暇暖。最后一次来北平，已是2月底。

“家才！你看！你的脾气还是这样不好。你在陕坝，同傅宜生没有搞好，同美国人也没有搞好。”戴先生最后一次来北平，第一次午餐会报，吃完午饭，不谈工作，先来数说我。这一次，他是从重庆来，很显然，潘其武打了我的小报告，说了我的坏话。

“我的脾气的确不好。”我说，“不过戴先生说的话，也对，也不对。”

“怎么讲？”戴先生听我这样说，好像听不懂，表示很奇怪的样子。

“我同傅长官没有搞好，的确是事实。不过，如果同他搞好，就不要给戴先生工作了。至于你说我同美国人没有处好，全非事实。我同美国人相处得并不坏，我对他们，说一不二，他们服服帖帖。我并没有给戴先生丢脸，也没有给中国人丢脸。戴先生不能听了潘其武不确实的报告，来批评同志。”戴先生知道傅宜生想攫取中美班，我不让他攫取，当然搞不好。所以，戴先生对于潘其武的小报告不能不信，又不能全信，一回到北平，就抖出来。最出乎他意料以外的，我居然知道是潘其武说了我的坏话。

“潘其武很好呀！”戴先生并没有否认他听了潘其武的话，却说了这样一句话。

“潘其武是官僚，戴先生不相信，问问大家。”我一面说，一面用手指着在座的同志，那天参加午餐会报的，有二十六七人。戴先生并没有问大家，因为他知道我说话负责，不会说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