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2 中 局（第6/12页）

不久后，我容光焕发，神清气爽，穿着舒适的裙子和白衬衣回到了喜来登。我点了份午餐——咖啡、冷烤牛肉三明治伴第戎芥末、土豆色拉、香草冰激凌——在服务生将午餐送进房间时给了他小费。电视里播放着午间新闻，但并没有提到星期六在查尔斯顿发生的凶杀案。我进入浴室，花很长时间洗了个热水澡。

我计划旅行时穿深蓝色正装。然后，我穿着内衣开始收拾行李。我将换洗衣物、一件睡衣、梳妆用具、零食、两本平装书和大部分现金都装进了随身行李箱里。我不得不叫服务员送剪刀上来，剪掉了所有的价目牌。下午两点，我收拾完毕。但那个小箱子只填满了一半，我只好用橱柜里的一条毛巾填满剩余的空间，以免物品移动。我躺下来小睡一会儿。四点十五分会有一辆豪华轿车送我去机场。我发现电子闹钟的灰色显示屏上跳动的黑色数字很有趣。我不知道这玩意儿是怎么运作的。二十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里，产生了太多我不懂的东西。但这无关紧要。我嘴角挂着微笑，沉入梦乡。

亚特兰大机场同我去过的其他所有机场没有太大区别。我十分怀念几十年前那些规模宏大的火车站：鼎盛时期的纽约中央车站，地上铺满大理石，明亮而肃穆；战前的柏林火车站，尽管没有屋顶遮挡，却雄伟而庄严。我甚至想到了孟买的维多利亚火车站，尽管那里的建筑风格颇为浮夸，而且里里外外都是吵吵嚷嚷的农民。无论高低贵贱，在亚特兰大机场都享受同样的待遇：铺着地砖的宽阔无边的中央大厅，形状一模一样的塑料椅，一排排默默显示着飞机抵达与离开时间的电子屏。通道里都是步履匆匆的商人和大汗淋漓、大声喧哗的男女。这些对我来说都无关紧要。二十分钟后，我就自由了。

我已经办完行李托运手续，只带着随身行李箱和手提包。一名航空公司员工用电动车载我穿过中央大厅。其实，我的关节炎一直困扰着我，星期六的剧烈运动令我的双腿至今都酸痛不已。我办了登机手续，得知头等舱是不许洗澡的。然后我就坐着等待登机。

“福勒女士。梅勒妮·福勒女士，请接听离您最近的白色呼叫电话。”

我浑身僵直，听着这段广播。我到机场后，喇叭里就一直在说个不停，一会儿呼叫乘客，一会儿威胁将对停在装卸区的车开罚单并拖离，一会儿宣称机场方面对像豺狼一样在机场游荡的宗教狂热分子不负责任。我一定是听错了！如果广播呼叫的是我的名字，我老早就会听见。我坐直身子，屏住呼吸，听着那个中性的声音念诵着被呼叫者的名字。我听见蕾妮·福勒小姐的名字时，终于松了口气。难怪我会听错，我已经连续几天、甚至几周精神高度紧绷了。刚入秋我就惦记着重聚的事情。

“福勒女士。梅勒妮·福勒。请接听离您最近的白色呼叫电话。”

我的心脏停跳了一拍。我感觉胸部肌肉紧缩导致的疼痛。肯定弄错了。我的名字很普通。我肯定自己听错了……

“斯特朗夫人。比阿特丽斯·斯特朗。请接听离您最近的白色呼叫电话。伯格斯特罗姆。哈罗德·伯格斯特罗姆……”

就在那一霎，我几乎就要晕倒在环球航空公司海外航班候机厅里。红蓝两色的房间越来越模糊，我的视野中闪光小点胡乱飞舞，我不由得低下了头。然后我站起身，迈开步子，紧抓着手提包、编织袋和随身行李箱。一个穿着蓝色制服、佩戴着姓名牌的男人从我身边走过，我抓住他的胳膊问：“在哪儿？”

他不解地盯着我。

“白色电话。”我气喘吁吁地问，“白色电话在哪儿？”

他指着旁边的一面墙。我提心吊胆地走过去，仿佛那东西不是电话而是毒蛇。我不敢伸手去碰电话——我犹豫的时间只有一会儿，但感觉却像是一千年——然后，我放下随身行李箱，取下话筒，对着话筒说出了我的新名字。一个陌生的声音说：“您就是斯特朗夫人吧？请稍等，有人打电话找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