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知青（第3/39页）

城市喜欢在个人身上实验奇迹。

城市从不情有独钟的青睐一无所有的没落群体。

于是，十年后，亦即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八年左右，知青们的群体本能意识被城市格局这柄篦子一遍遍地篦散了。城市也完成了对返城知青们的十年普及性“初级教育”。

怨的情绪在知青们胸中自行地淡化了。而且，他们都明白，怨是最没意义的。掌上厚茧仍在，胸中块垒犹存，只是返城初期幻想青春补偿，总欲引起社会特别关注和特别对待甚至优待的希望，完全而又明智地泯灭了……

悲还多多少少地、时不时地从情绪中流露出来，但已由总体的悲转变为个人的悲了。有人从疲惫中缓过来了，有人仍没缓过来，仍疲惫着，甚至更疲惫了。有人仍沉湎于当年的悲哀往事或个人的悲惨遭遇中不能自拔。那些往事当然确实很悲哀，遭遇也当然确实很悲惨，但虽属知青情结和话语，却似乎已不再能代表总体，而仅仅意味着是个人的了。十年的时间足以消弭许多事物，足以令人忘却许多最初刻骨铭心的记忆。有那种记忆然而境况好了命运之帆重新张扬起来的，渐渐地也就不悲了。有那种记忆然而境况仍糟着人生仍寻找不到港湾的，顾不上悲了。终于明白，归根到底，城市不敬重眼泪。他们或她们，尤其她们，开始学会将自己那一种悲严密地封存在内心里，只在特殊的情况下，特殊的人们面前才偶一流露偶一宣泄。返城后的境况不同，使知青话语开始多样。有时在同一场合，在昔日朝夕相处的人中，某人欢笑着，某人却在暗暗伤感着。甚至还会发生言语冲突、话不投机半句多的现象……

义仿佛变成了空头支票。即使变成了空头支票，相赠予时态度也极为含糊极为犹豫了。因为，在城市里，在实际的迫待解决的问题方面而非感情慰藉方面，互相帮助显得异常的分量沉重了，沉重得使人轻易不敢承诺了。在都是知青的岁月里，我受委屈了受欺辱了你挺身而出替我伸张正义替我打抱不平；你病了我守侍床前体贴如亲兄弟亲姐妹是一回事——而且只要想做到，完全可以做到，几乎人人都能做到。但在城市里，替谁解决工作替谁调动更满意的工作，或帮谁的子女报入重点小学升入重点中学，则非有权力不可。有权力往往也需费些周折甚至费尽周折。无权的权小的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权的考虑到那许多周折态度含糊暧昧犹豫也在情理之中。而此时此刻，哪怕一方一再地表示并未“相忘于江湖”，另一方肯定也似乎品咂出了一丝分明“相忘于江湖”的苦涩。

在这十年中，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哈尔滨的或北京的上海的，亲登家门或写信向我求助的知青为数不少。困扰他们或她们的，无一不是人生的大问题，诸如“正式工作”之“安排”问题、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子女的户口问题和就学问题……而我当时的表现，每每先安慰，后摇头发愁。既同情对方，也同情自己陷入的尴尬之境。登门者写信者，自然相信会帮助他们的人非我莫属。而且相信，只要我肯帮助，他们的困扰就一定能得到妥善解决。仿佛中国有一个知青问题管理部，我就是该部部长。如果对方们还拎着点儿“意思”，则我尴尬尤甚。我也往往不禁地要说些感情色彩较浓的话语，以图表现并未“相忘于江湖”。但是最终，我所能做的，仅能做的，也无非就是答应替他们给当地的领导写封信，或当即就给我认识过、耳闻过的知青出身的官员写封信。他们有的较为满意，有的很不满意，觉得我不过是在变相应付搪塞，从此认定我最是一个彻底“相忘于江湖”的无情无义的家伙。而我却常因自己的转嫁“义务”而惴惴不安。十年中我开出了不少空头支票，每次都难以预测那些收到的人对我究竟做何想法。居然侥幸起作用的时候也不是没有，但极少极少。既是相求者的侥幸，也是我自己的侥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