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知青（第9/39页）

“黑土地回顾展”后，我常对《北大荒人名录》心怀几分忧虑。反思我当时支持出版的那番言论，觉得自己理想主义得有点可笑。返城知青显然不能成为永久长存的“城市公社”。一本“人名录”也根本不能成为促进互助的什么“宝典”。社会治安问题日渐严峻，险恶案件多多，倘大量流散世间，落入骗子歹徒手中，会不会被利用了呢？这种警惕性也许同样可笑。但据我想来，有比没有好。因而征求我意见要不要再版加印时，我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

再其后，内蒙古兵团的知青们，出版了一本《草原启示录》。那也是一本很有价值的知青回忆录。

《风云录》和《启示录》，乃关于知青的两本姊妹书。它们的文学性当然会逊于知青小说，但资料价值却远非知青小说可比。

《黑土地回顾展》的举办和《风云录》《启示录》的出版，使返城知青们的集会活动此起彼伏，但都是些小规模小群体的集会。

大约一九九二年春节前，北京又在工人体育场举办了“老三届文艺汇演”。

此次汇演的策划最先由东北农场局宣传队和北京的“北大荒知青联谊会”的知青人士们共同提出，我曾被邀请发表建议。

汇演就要租场地，就要租乐器，就要聘请舞台美工，就要制景，就要提前排练……一句话，要钱。策划者们较为乐观，较为自信，甚至较为兴奋。

他们说北京有多少北大荒知青？至少十万人。半数人看，就是五万。每票百元，便是五百万元。再保守些估计，即使有半数人的半数看，收入也是相当可观的。

商业运作的色彩，随着人们头脑中经济意识的增长，那么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许多事情的前提和主导思想了。

这其实无可厚非。今天除了政府部门组织和在经费上支持的种种义演，已再没有任何非商业运作的演出了。

但当时我发表了言辞较激烈甚至可以说情绪有些冲动的反对意见。

我说，卖票我原则上也能接受，但要看谁来演，演些什么，水平如何。靠当年的知青们演，演些知青宣传队当年的节目，水平不难预见。纵然补充新的节目内容，也必是些匆匆编排的节目，水平还是可想而知。水平注定了不高，怎可向当年的知青售票？北京是大城市，数九寒天，又是晚上，返城知青们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看了一场水平不高的演出，而且还是花了钱买的票，心中会做何想法？我不信他们会带着满足感深更半夜地在寒冷中久候公共汽车回家……

策划者们说少演几场行不？票价低些行不？

我说不是少演几场的问题，据我估计，最多只能演一场。第二场就会来者寥寥。返城已经十几年了，别一相情愿地将知青们集会的心劲儿估计得过高。大家都是四十好几的人了，当年那份儿知青情结即使不泯，也不必非以这一种方式体现。至于票价，除非以相对的收支平衡为原则。如掺杂获利动机，我肯定是不参与的，也不会为此做什么……

我的激烈言辞等于是大泼冷水，气氛为之沉闷起来。

我说完，也不管别人的感觉怎样，起身匆匆而去。

后来，他们放弃了策划。可能我的话起了一定的作用。尽管我的话当时听来逆耳，但是经他们细细一想，也许认为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大约一个星期后，内蒙古兵团的“首席召集人”马小力和一名似乎是当年插队山西的女知青来到我家。小力是《草原启示录》的总编辑。她们出示了一份演出策划书征求我的意见。我大略一看，觉得类似我激烈反对过的那一策划。一问，果然便是。原来那一策划被某文化公司接了过去。北大荒知青既放弃了，他们便找到内蒙古兵团的“首席召集人”马小力。出于拓宽对象范围的考虑，将“北大荒知青”主题改为更宽更大的“老三届”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