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枪杆子（第8/9页）

国民政府要员站成一列，以前所未有的谦恭，向军权在握的新秀蒋介石致敬。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

1926年1月广州举行国民党“二大”，到会代表256人，选举中执委时，有效票总数249张，蒋介石得票248张，以最高票数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这就是蒋介石后来说的，21岁入党到40岁当上中央委员，相距了20年之久。

这一年蒋介石40岁。

会议代表中共产党员占100人左右，基本都投了蒋的票。

差的一票也许是他未投自己？起码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反而显得更加谦虚。

248强于249。

得票245张的宋庆龄在国民党“二大”讲话中赞扬东征胜利之后的广东形势：“此间一切的政治军事都很有进步，而且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

一句“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从宋庆龄口中说出来，便是最高的夸赞。

国民党“一大”连张入场券都未弄到的蒋介石，个人声名在国民党“二大”达到顶点。

广州第一公园大门口出现一副对联，上联“精卫填海”，下联“介石补天”。

人们再也不记得还对什么人有过这种夸赞。

声名达到顶点后，他便动手了。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来了，鲍罗廷恰巧不在。

广州的苏联顾问全部被软禁，再用“整理党务案”把鲍罗廷架空。什么叫做“整理党务案”？就是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权力核心的全部清退，尤其是把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影响，全部清除。“整理党务案”完成，中国共产党人被迫退出国民党中央，被迫退出蒋介石掌握的最核心的军队黄埔党军第一军。在第一军内，要么是共产党你就退出，要么是国民党你才能够保留。国民党中央也是这样。

架空鲍罗廷，清除共产党，两个任务完成。

第三个就是汪精卫了。

汪精卫后来回忆：“3月20日之事，事前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丝毫不知道。我那时是政治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3月20日，广州戒严，军事委员会并不知道。我是军事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

他斥责蒋介石的行动是“造反”。

但斥责完之后，他也只有闭门谢客，悄然隐藏起来。

军权全部在蒋介石手中掌握着，汪精卫虽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但手里没兵，也没有办法。

4月初，汪精卫便以就医为名，由广州去了香港，再由香港去了马赛，躲了起来。

蒋介石当时指责汪精卫与中共串通要把他劫持到海外，所以他发动了“中山舰事件”。汪精卫倒不用蒋介石劫持他，自己就悄悄地跑掉了。自此，再没有人能够阻挡蒋介石攫取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了。

革命斗争中并不排除充分利用矛盾、施展纵横捭阖之术，但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依靠和壮大自己力量的基础上，鲍罗廷恰恰丢掉了这一点。

“中山舰事件”再次成为鲍罗廷与蒋介石的权力交易。通过这次交易，表面上鲍、蒋二人之间的信任达到了别人无法代替的程度，但鲍早没了昔日权势，成了一个摆设。蒋在北伐前夕谈到后方留守时，提到两个人可以托付，除了张静江，就是鲍罗廷，称鲍罗廷是“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但这位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已经开始预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了。

1926年8月9日在广州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鲍罗廷说出了他规划的“让蒋自然灭亡”的策略：鲍罗廷想借用北伐，用保定系来压制黄埔系。

当时除第一军军官主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之外，其他各军的军官主要是保定军校毕业生，而蒋与“保定派”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鲍罗廷甚至预言只要进行北伐，保定系在中国保定军校毕业的这批人，会在北伐胜利推进的过程中，把黄埔系，就是年轻的、刚从黄埔军校毕业的人压制住。保定系压制黄埔系就是压制蒋介石，“加速他在政治上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