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第10/15页）

那个拉洋片的唱得最拿手的是《大花鞋》，说是跟天桥“大金牙”焦金池学的，是焦的人室弟子。我每回去都盼着他唱《大花鞋》，可他就不唱，他是等人多了，还得他高兴的时候才唱，所以并不是每次去了都有听得到的福气。

因为听得多了，《大花鞋》那词还略记一二：

南山有个二姑娘，二姑娘要上庙里去烧香。

衣裳做了十几箱，就剩下一双花鞋没做上。

红缎子买了三十六匹，钢针就买了一皮箱。

十八个裁缝纳鞋底，还有十八个裁缝做鞋帮。

花鞋上绣上一个莲花瓣，绒线就用了四箩筐。

裁缝将花鞋做完毕，十八个丫环就抬到上房。

二姑娘穿上鞋迈了一步，哎哟哟，疼死了我的亲娘。脱下花鞋仔细看，不好！花鞋里挤死了俩裁缝。

那丰富的想象足让任何一个小孩子着迷，艺术的感受力或由此而诞生，艺术的表现力或由此而培养，不得而知。总之，坛口的游艺市场用父亲的话来说是“趋之者多为流”，用我的话来说，不啻人间的天堂。

我还爱钻到书场里去听成本的《薛丁山征东》、《精忠岳传》等等，一天是绝听不完的，得连着听几天。这样，不得已就得住在姥姥家，尽管心里别扭，但为了那勾人心魄的故事也I只好委屈了。那时在我的小心眼儿里不能说没有嫌贫爱富的心1思，长在深宅大院，与之相入相化而不觉，到了“穷杂之地”3竟是百般的不习惯，嫌姥姥家破，嫌房里的气味不好，嫌院子|污浊脏乱，嫌一帮表兄弟没规矩。我甚至为卖开花豆的舅舅感^到羞耻，卖开花豆，这算什么事呀？我竟然会有这样的舅舅！我从不到舅舅的摊子上去，虽然开花豆很香，尤其是刚炸出来的开花豆，对人的诱惑更是让人难以抗拒，但是我从不吃它们。有一回，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回娘家，刚一进门，我们就要出去，谁也不愿在那破房子里待。姥姥生气，骂我们是一群狼崽子。

狼崽子们在姥姥的骂声中，站在院里面面相觑，呲牙咧嘴，狼相十足。

而父亲，在我的印象中，压根儿就没到姥姥家去过。

不管怎么说，“穷杂之地”给予我的是另一个生活侧面，是小百姓的柴米油盐，是小门户的喜怒哀乐，是高雅之外的平常，是阳春白雪们所排斥的下里巴人，这无形中，成了我生命中另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们以为我所经过的就是温文尔雅，雍容华贵，再没有其他。其实错了。

1994年，我写了两篇小说同时发表在《延河》杂志上，一为《学车轶事》，一为《本是同根生》。我请《小说评论》的主编李星先生为这两篇东西作个短评，李星在评论中坦诚地写道：“叶广芩好像是要给喜欢概括、喜欢抽象、喜欢将复杂的创作现象简单化的评论者出难题，她故意将大俗和大雅的东西联抉推出，让你难以把握哪个更代表真实的叶广芩。”是的，的确是让朋友为难了。很多人不能理解我何以能写出《学车轶事》这样很通俗、很平民化的反映社会底层的作品，何以就“获得了一个认识社会各阶层真实生活状况的视角，给读者提供一个认识当今市井社会真实面貌的窗口”，我想，这怕是不了解我生活的另一面的缘故。

话又说回来，父母亲的结合，于贫困出身的母亲来说，不是幸福，是个一生的悲剧。

1995年清明，我母亲所出的四个子女将父母的骨灰安葬在北京香山东麓法海寺旁的山坡上。墓地周围满是桃林，那时漫山的树，枝叶未绿，粉艳的花已将半山遮严。透过花丛，可以看见秀丽的玉泉山古塔和碧绿的昆明湖水。这片山紫水明、景致优美的处所是父亲生前所喜爱的，他在1924年写的一篇笔记中详尽地描述过这个地方。当然，在他滞留于法海寺，陶醉于香山“春云如粉，春雨如丝”的绚丽时，绝不会想到这里就是他将来永眠的墓地。他的另外两位妻子，我们的另外两位母亲大概也知道这里，甚至有可能随父亲来过，家中保存的大量他们游览西山的照片证实了这种可能。来过也罢，没来过也罢，都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她们的骨殖并未葬在这里，而早已随着祖坟的失去而荡然无存，在此与父亲合葬的是我的母亲，是那个在叶家多少有些被看不起的“南营房的穷丫头”。这或许是后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也是父亲众多子女间不能和睦相处，乃至老死誓不往来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