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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术师死了。”他说,呼出的气息让鱼眼窥孔蒙上一层雾气,“我代替他,从伦敦来帮助你。”

此后的几年,也很可能是终此一生的岁月里,彼得·吉勒姆都不断述说这天傍晚他返家的故事,尽管坦诚相告的程度有所不同。他特别强调,这天的情况很特别。第一,他那天脾气很坏,一整天都如此。第二,因为他对英国财政收支失之轻率的评论,让大使在每周例行的会议中公开指责他。第三,他刚新婚不久,年纪非常之轻的妻子怀孕了。第四,她打电话来的时机不巧,就在他刚解完圆场传来的一封既长又极度无聊的密电之后不久。他们第十五次告诫他,除非事先获得总部的书面许可,否则不,不可以在法国土地上进行任何行动。第五,当时正是整个巴黎陷入定期发作的绑架恐慌时节。最后,众所周知的,圆场派驻在巴黎的主任职位,是专为行将入土的官员所准备的葬仪展示场,平常所做的无非是偶尔与一大堆非常腐败、非常无趣的法国情报部门官员餐叙,他们花在搜集彼此情报的时间,还比对假想敌进行谍报工作来得多。事后吉勒姆坚称,任何人在指控他过于急躁鲁莽之前,必须先将所有的这些因素列入考量。值得一提的是,吉勒姆是个身强体健的人,有一半法国血统,但较具英国本色;他身材瘦高,也几乎可以称得上非常英俊。然而,即便他使尽全力奋战,毕竟也已年近五十,少有实务人员能跨越这个年龄的门槛,继续活跃在专业领域中。他有一辆全新的德制保时捷轿车,但有点儿丢脸的是它以外交人员的优惠价格买进的,尽管大使高声反对,他仍把车停在大使馆的停车场里。

玛莉-克莱儿·吉勒姆在六点整打电话给丈夫,当时,吉勒姆正准备把他的密码簿锁回保险库。吉勒姆桌上有两线电话,一线理论上是自动拨接外线,另一线则必须通过大使馆的总机转接。玛莉-克莱儿打的是外线,他们之前曾说好,只有在紧急状况才能这么做。她说的是法文,这是她的母语,但他们最近都以英文沟通,以增进她英文的流畅程度。

“彼得。”她说。

他立即感觉到她声音中的紧张。

“玛莉-克莱儿?怎么了?”

“彼得,有人在这里。他要你马上回来。”

“谁?”

“我不能说。这很重要。请马上回家来。”她再说一遍,就挂了电话。

电话进来时,吉勒姆手下的头号办事员安斯崔瑟先生,正站在保险库门口,等候他旋转暗码锁,好插上两把他们两人分别保管的钥匙。透过通向吉勒姆办公室的门廊,他看见吉勒姆重重摔下电话,而他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吉勒姆把东西丢向安斯崔瑟——很远的一扔,可能有十五英尺——那是主任最神圣的个人钥匙,几乎等同于他职位的象征。安斯崔瑟奇迹似的接住了,伸出左手,用手掌接住,像个美国棒球球员;即使试上一千次,他也无法再次做到,他后来告诉吉勒姆说。

“在我打电话给你之前,别离开一步。”吉勒姆叫嚣道,“你坐我的位子,还有,管那些电话。听到了吗?”

安斯崔瑟听到了,但吉勒姆已冲下大使馆可笑的旋转楼梯,闯进打字员、警卫和准备晚间鸡尾酒会的伶俐年轻人群中。几秒钟之后,他已坐在保时捷车上,发动发动机,像个赛车选手,在另一世他很可能真是赛车手呢。吉勒姆的家位于讷伊,在平常的日子里,驾着这辆跑车穿越拥挤的车潮,是颇令他快乐的,可以一天两次地提醒他无论大使馆的例行公务如何的单调乏味扭曲心灵,他周遭的生活如何令人厌烦、吵嚷不休,生活其实还是颇有乐趣的。他甚至还为自己驶过的这段距离计时。如果他走戴高乐大道,一路绿灯地顺畅通行,在傍晚的交通尖峰时间里,只花二十五分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在晚间较晚或早晨较早的时间,靠着车少路空和外交车牌之赐,他可以把时间缩短到十五分钟;但在尖峰时间,三十五分钟算是快的,四十分钟是家常便饭。这天傍晚,他脑海中盘旋着玛莉-克莱儿被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持枪挟持的画面,只花了十八分钟就开完全程。稍后警方向大使提出的报告指出,他闯了三个红灯,在最后冲刺的阶段,时速高达一百四十公里,但这些都是根据事后追溯所重建的经过,因为当时根本没有人能追上他。吉勒姆自己对这段驾驶的过程也不太记得,他只记得一辆幸运的厢型车逃过一劫,还有一个疯狂的单车骑士,在吉勒姆距他背后一百五十米时突然想到要左转,才得以死里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