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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是西点。”昆恩说。

到了傍晚,第一个代表团才刚刚抵达。我们坐在同一个房间里,同样的红色地板,同样的撞球灯,陪伴着我们等待巴雷。昆恩坐在顶端,托德和拉瑞坐在他的两侧。托德和拉瑞是昆恩的手下。他们都修饰得白白净净,并且,就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讲,他们看起来也未免太过年轻了一点。

“昆恩是从那儿远道而来的,”薛里顿已经告诉过我了,“昆恩和国防部,和情报单位,甚至和上帝都有来往。”

“但是究竟是谁雇用他的?”奈德曾经问过。

薛里顿碰到了这个问题,似乎真的没辙了。他笑了笑,像是原谅一位外国人的无心之言。

“呃,我想,我们都是他的雇主吧!”他说。

昆恩有八尺一寸高,宽肩,大耳。他穿的西装好像是他的护身盔甲。那上面没有奖章,没有职称的标记。他的职称印在他尖挺的下颚和幽黑空洞的眼神中。在老百姓面前,他的笑意中带着愤怒的自卑感。

首先走进来的是奈德,然后才是巴雷。没有人站起来。薛里顿真是会故作谦卑,把他的座位放在所有美方与会者的中央。他温和地替进来的两位作介绍。

昆恩喜欢他们的朴实外表,他已经警告过我们:告诉你们的人不要太过机灵。薛里顿先照着做了。

先开始问话的是拉瑞,他是个外向的人。托德个性沉默又有些孤僻,而拉瑞则戴了一枚超大型的结婚戒指,打了一条花色鲜艳的领带,这两样东西显得突兀而可笑。

“布朗先生,我们必须站在责难挑剔的立场把这件事情彻底地想一想,”他以一种十足的虚伪解释道,“干我们这一行的,都知道情报有经过鉴定的,也有还没经过鉴定的。我们现在想鉴定一下你的情报。这是我们的工作,而我们就是靠着这个吃饭的。请你千万不要认为我讲这话就是在怀疑你,布朗先生。分析的本身是一种科学,我们必须要尊重它的法律。”

“我们先得把它想像成一种组织过的拼凑,”坐在拉瑞身旁的托德带着挑战口吻脱口而出,“抽烟。”

拉瑞笑着向巴雷解释托德并不是要巴雷抽根烟;“抽烟”在他们的行话里,是“诡计”的意思。

“布朗先生,两年以前的那天晚上,去皮里德尔基诺是谁的主意?”拉瑞问道。

“大概是我的吧。”

“你确定吗?”

“我们定那个计划的时候,大家都喝醉了,但是我非常清楚,是我提议的。”

“你们喝了很多的酒,是吗,布朗先生?”拉瑞说。

昆恩的大手用力地抓着一支铅笔,就像要把它给捏扁了一样。

“是很多。”

“你喝酒会忘掉事情吗?”

“有时会。”

“那也就是说,有时不会啰!我们已经听过了你和歌德两人都酩酊大醉时所讲的长篇大论。在那天以前,你可曾去过皮里德尔基诺吗?”

“去过。”

“去过多少次?”

“去过两三次,也许四次吧!”

“你去那儿是拜访朋友吗?”

“是的,我是去拜访朋友的。”巴雷回答的时候,直觉地抬起头来,对美国人的这种问法表示了他的愤怒。

“苏联的朋友?”

“当然。”

拉瑞故意拉长了声调,好让“苏联的朋友”听起来形同招认。

“能够把那些朋友的身份和姓名讲给我们听吗?”

巴雷讲出了他那些朋友的身份和姓名。一位作家、一位女诗人和一位文学官员。拉瑞故意拿着笔慢慢地写着。在他边写边笑的时候,昆恩用他那双阴沉沉的眼睛对着巴雷已成文字的话皱眉头。

“布朗先生,就在你们去的那一天,”拉瑞继续说道,“就在第一天,你有没有想到要按几个旧相识的门铃,看一看有谁在,并且打声招呼?”拉瑞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