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审第三天（第9/24页）

接着由法官询问，先是女法官说出里沙子的提问。里沙子担心要是寿士看向自己回答该如何是好，不由得垂下眼帘。

“如果她说要继续工作，我当然不会阻止。水穗还没怀孕时，的确没有计划得很具体，但现在很多都是双薪家庭，那时候认为总有办法兼顾。”寿士看着提问的法官，回答道。里沙子偷瞄了一眼，确认他并没有看向自己。

法官又陆续提出好几个问题。之所以没有马上陪妻子去看心理医生，是因为寿士觉得水穗的情况还不到要就诊的程度，而且就像刚才说的，担心会被迫和孩子暂时分开。女性朋友建议向保健师咨询，也是担心他们被儿童福利机构关注，认为能免则免。这一点和没立刻去看心理医生的理由是一样的。

寿士表示，就是因为担心事态会演变到亲子被迫暂时分开的局面，自己才在周末多担待一些，希望可以改善情况。之所以找保健师咨询，纯粹是因为女性朋友建议找比较了解情况的人商量，寿士才做此决定的。

为什么担心孩子会被带走呢？里沙子思忖。莫非寿士认为，一旦心理医生确认水穗的精神状况有问题，孩子就会马上被带到儿童福利机构接受保护？里沙子在思索这些问题时，法官继续询问：“您之所以对儿童福利机构有所顾虑，是否并非单纯地害怕家人四散分离，而是怕事情闹大、家丑外扬？”这正是里沙子想问的。

寿士否认，而且是坚决否认。“老实说，我不知道要找哪一种机构、要怎么咨询，现在还是很困惑，那时也是……”他喃喃着，顿时语塞。里沙子看了想：低着头的寿士又哭了吗？但他并未掏出手帕，只是耳朵红红的。

再次短暂休息后，和寿士交往过的那位女性朋友站上证人席。

这位名叫穗高真琴的女性和寿士同岁，两人是在大学的语文课上认识的。真琴大学毕业后在旅行社上班，现在也还在同一家公司。二十五岁那年与寿士分手后，真琴第二年就结婚了，二十七岁时生下第一个小孩，二十九岁时又生了第二个。

婚后她才又和寿士联络上，但最多只是发发信息，互问近况如何罢了。在寿士有小孩之前，两人见面的次数用手指头都数得出来。

寿士的孩子出生后，两人发的信息变多了，而且讲的几乎都是育儿和孩子的事。

“寿士因为妻子水穗的情况不太对劲，找我商量过几次。最初收到这件事情的消息大概是二○○八年年末，或者二○○九年年初。他说有件事想跟我谈谈，于是我们碰了面。寿士说，孩子半夜醒来就哭闹不停，搞得妻子心力交瘁。老实说，这种事很正常，我不懂他在烦什么。我告诉他，孩子出生后头一两个月，母亲真的很辛苦，但是睡眠不足的情况会逐渐改善，在那之前丈夫应该尽量帮帮太太，让她多少能喘口气。

“后来我们又碰面谈过几次，电话联系的次数也变多了，我越听越觉得问题好像很严重。在我的印象中，与其说寿士的妻子是被逼入窘境，不如说是她太过敏感吧。我告诉寿士，不少新手母亲都有这样的苦恼，有必要听取第三方的建议。我回想自身的经历，给了些建议，也介绍了一些汇集母亲心声的网站和书籍，给他参考。我告诉寿士，要尽量倾听太太的心声。

“我们都是约在居酒屋或餐厅碰面，当然也会喝点酒，毕竟白天时间比较紧张，不出售酒精饮品的店好像也坐不了太久。

“记得我们碰面时，他说过和老婆的关系不太好，但我不记得是二○○九年几月的事了。之前就听说他们为了育儿一事伤透脑筋，我想未必是夫妻之间出了什么问题，应该是他们无法好好共同承担责任。其实只要孩子再稍微大一点，问题就能解决了。我也是这么告诉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