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魂（第12/14页）

我当时还没有出世。在我漫长的生活中，我断断续续地观察着玛丽亲爱的人们的生活情况，并且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玛丽早已被古怪离奇的幻觉所惹怒，本来希望死后能对他们有所帮助，用自己的死换取他们的幸福。这些人获得的恩惠并不显眼，他们的日子过得似乎并不比当地同一阶层同一时代的大多数人更幸福，但也不比他们更寒酸。玛丽在遭受不幸的那天用手牵着的小男孩儿和小女孩儿都已经长大成人，都已经年老了，都已经去世了。艾内斯特在一九一四年当了兵，多次立功受奖；我后来又见到过他。他是应我父亲邀请到勒杜彦家做客。他为人热情，为了出席贝尔日尔游乐园的揭幕仪式，准时地告别了主人。他已经是六十岁高龄的人了，仪表端庄高贵，但有点儿外省人的气质，人们每每谈起他，就像过去谈论他父亲一样，也就是说，把他看作一位法国绅士。让娜嫁给了“我们的家族”中的一个小伙子，生活在图赖讷，还留下了几个继承人。我所知道的她的情况仅此而已。当时茜茜乐还太小，那一天没有同她母亲一起离开房间。她在二十五岁那年出家修道，进了罗马的一家法国女修院，现在已经退休——因为神职人员享受退休待遇——又回到法国，直至去世。她去女修院之前，我只见过她两三次。她似乎为人粗俗，难以相处；我是她表姐，比她大十三岁，她对我并不感兴趣。她在晚年似乎成了一位开明理智的修女。她有时通过艾内斯特的一个儿子向我转达一句友好的问候。艾内斯特的儿子也是教士。当兵和修道可能是玛丽对子女的愿望，也可能因为他们是生活在这个天主教环境中的缘故。至于保尔，他差不多在两年以后又与一个邻近城堡的女人结了婚。玛丽在世的时候，对这个女人的高傲自大不屑说三道四。这个女人出身高贵，结婚的时候年龄已经不小了。她说话的口气和生活的方式都自诩属于上流社会；她说话语调很高，因此可以说，她好像喜欢高语调，说话故意抬高嗓门。他们有两个孩子，生活和睦；妻子像丈夫保尔一样也赞同《法兰西行动报》的观点。他们晚上一起读报，就像一些虔诚的新教徒夫妇一起读《圣经》一样。正如教会从前所说的，德·萨西先生溺爱妻子，他两次结婚，夫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一种肉欲的关系，在一些小事上更是对第二个妻子采取迁就态度，但他本人总是躲藏在自己冷漠荒寂的领域里，保持着客气然而暴躁的性格。毫无疑问，他在自己的领域里才感到自由。在一九一四年战争期间，格兰渡是被占领区，他们夫妇住在巴黎的大公寓里，室内家具豪华，但色调昏暗。夫妇俩一致同意把木柴放在洗澡间。在当时，木柴是宝贵的。当然，德国人是不光彩的，尽管人们对德国这个强大的国家组织保持着某种敬意（在这个高贵人士的阶层中，人们还不至于无耻到谈论“威廉”），但是，法国所承受的大部分痛苦，是由于世俗观念和共和国的老一套习俗做法造成的。置身于毋庸争论的爱国主义和拼命主义的氛围里，人们早已通过几乎难以察觉的裂痕，看出了法国在一九四〇年所具有的某些方面的精神状态。

德·萨西先生的第二任夫人的公寓、保尔的公寓与我们的公寓都在安坛大街，相隔只有几百米，因此，她时常穿梭于这三套公寓之间。我们的公寓也很宽敞，不太昏暗，但几乎没有什么家什。落地窗对着一幢早已不复存在的楼房的内院。墙上挂着常春藤图案的壁毯，黄杨木地板上雕刻着百合花。米歇尔在五年前卖掉黑山城堡之后租了这套公寓，只置办了一些主要生活用品。

德·萨西夫人见到米歇尔的时候，他身穿旧大衣（安坛大街十五号的暖气也被关了），正在看书，身边还堆放着一摞书籍。有莎士比亚的作品（他读的外国书太多了），有歌德的《亲和力》（此时还读德国作品），更可怕的是，还经常读罗曼·罗兰的《超乎混战之上》（“这个瑞士人竟敢对法国说三道四！”在当时，罗曼·罗兰经常被看作是瑞士人，体面人想象不到，一个法国人竟然不分青红皂白地区分法国和德国的责任，因而玷污了自己的名誉）。米歇尔给我看过这本书，使我开始产生了反潮流的思想。这本书成了米歇尔在谎言的大海之中航行的一只锚。在这个谎言的大海之中，一些被收买的记者，或者他们本来就是一些歇斯底里的家伙，拉帮结派，把广大人民拖入深渊。因为一个法国人起码是勇敢的，受欺凌的，坚决抵制这种欺诈行为，令他对法国更增添了一点好感。他还阅读侦探小说，那是德·萨西夫人借给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