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第十二章 论相貌（第9/15页）

这不是一篇干脆正确的辩护词吗？又朴素又通俗，其中的高傲令人难以想象却真实而坦率，合情合理，超过一切同类的辩护词，而且是出于怎样的必要性而讲的呀！苏格拉底宁愿用他这一篇而不用大演说家利希亚斯[60]为他撰写的那一篇；那篇辩护词尽管在司法风格上精雕细刻，但不配为如此高尚的犯人辩护，苏格拉底舍彼而取此作得有道理。大家可曾听到从苏格拉底的嘴里发出过哀苦求告的声音？那样高尚的德操难道会在它表现得淋滴尽致的时刻停顿下来？以他那样丰富倔强的个性难道他会将保卫自己的事委托给雄辩术？在他受到最酷烈考验的时刻，难道他会放弃装饰他谈吐的真理和朴实而去用一篇学究式演讲中的修辞和虚构来为自己涂脂抹粉？他不为自己衰弱的生命拖长一年而去败坏不可腐蚀的生活内涵和人类生存方式的圣洁形象，从而放弃自己一生的光荣终结即将留下的不朽记忆，他自己认为这样做十分明智。他活了一生并不感激自己而感激世间的典范，如他以无所作为的卑微方式结束此生，那岂非大众的憾事？

的确，他对自己的死所作的如此豁达如此从容不迫的考虑应该得到后世格外的尊重：后人的作法也正是如此。命运为主持正义而对他大加推崇，命运为此而吩咐大家做的事也再正确不过：雅典人对引起这桩案件的人恨之入骨，他们像躲避被逐出教会的人一般躲开那些人；那些人摸过的东西都被看作被污染。在浴室里没有人愿同他们一道洗澡，平时谁也不向他们问好，也没有人同他们来往。后来，他们终因无法忍受公众的仇恨而上吊了。

如果有谁认为，我在谈到苏格拉底演说时，可供我选择的例子本来很多，而我却不恰当地选了上面那部分；如果此人判定苏格拉底这篇讲演被抬高了，高出了普遍的看法，我可是有意而为的。因为我的判断与众不同，我认为这篇演说在层次和情理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远远低于普遍的看法：它以毫不做作的天真的勇气和幼稚的心安理得再现了纯粹的原始感受和天生的无知。因为这一点是可信的：我们天生怕痛，但不怕死，不怕死的原因在死亡本身。死是人的存在的一部分，是同生一样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大自然可能促我们互相仇视，互相憎恨，目的何在？原来仇恨对大自然创造物的延续和更迭十分有用，而且在这万有共和国里，与其说仇恨意味着破坏和毁灭，不如说仇恨意味着出生和增长。

事物的总体便如此更新[61]。

——卢克莱修

一死得千生[62]。

——奥维德

一条生命的衰退可以过渡到千条生命的诞生。大自然让牲畜记住了它们该如何照料自己保存自己。到目前为止畜牲一直害怕自己的情况变糟，它们生怕互相冲撞，互相伤害，生怕我们用链拴它们，打它们，是它们的感官和经验告诉它们那都是事故。然而它们不可能害怕我们宰杀它们，也没有能力思考死亡，对死亡作出结论。为此人们还在说，牲畜忍受死亡不仅愉快（马在死亡时多数会嘶鸣；天鹅则歌唱死亡），而且有的牲畜出于需要还会去寻死，大象就有过不少这种例子。

此外，苏格拉底作自我辩护时提出论据的方式不也朴实猛烈得令人赞叹吗？的确，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说话，像凯撒那样生活，比像苏格拉底那样说话和生活容易得多。这里存在着最大限度完善自己的问题和最大的难度问题：技巧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却并没有照这样训练我们的才能。我们既不锻炼我们的才能，也不认识我们的才能，我们利用别人的才能却把自己的束之高阁。

有人可能会说我在此只弄来了一堆外国的花，我提供的属于自己的东西只是捆花的网绳。诚然，我曾告诉舆论界，说这些外来的装饰物适合于我，但我的话并非指那些东西掩盖了我，遮住了我：这与我的初衷恰好相反，我本来只想展现自己的东西，而且是自己天生的东西。倘若我很自信，无论如何我会全靠自己说话。但本世纪的风云变幻和别人的激励使我不得不如此行事，而且日甚一日，不顾我个人的决心和原来的思维方式。倘若这与我并不适宜（我相信如此），那也无妨：总可以适合于别的什么人。某人从未看过柏拉图和荷马的作品却引证他们，而我援引的相当多的地方都并非出于原作[63]。这不困难，也无须多么能干，因为此间有书千卷供我写作时参考。此时此刻，我如乐意，尽可以从一打废话连篇的人（这些人的东西我平时是不翻阅的）的作品里引出一些用以装饰下一篇《论相貌》。只须引用某德国人写的卷首诗简就足以在我的作品里填满引语，我们由此便可寻求美味可口的光荣以欺骗这愚蠢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