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我的“以色列”女儿（第4/9页）

“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要去巴勒斯坦吗？”

“我们要去一个难民营。”

“是巴勒斯坦坦人住的吗？”

“对，那里住了许多巴勒斯坦人。”

“是在拉马拉吗？”

“是在前往拉马拉的路上，在东耶路撒冷。”

“我以前去过吗？”

“你没去过。”

“我以前去过巴勒斯坦，拉马拉就在巴勒斯坦。还有伯利恒，在伯利恒不能说希伯来语。”她自言自语。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伯利恒开车，基兰发现她在后座翻着希伯来语故事书。他迅速把书从她手上夺走，藏在座位下。之后当我们站在市场中央，她为了要气我和她哥哥，高声喊叫着“Imaa a a a aaa……”。我们在耶路撒冷才住了不到半年，她就决定要改口叫我“Ima”，那是希伯来语“妈妈”的意思，这么做实在不甚明智，特别是我们那时正在西岸地区旅游。我不敢想象如果这发生在叙利亚会是什么状况，要是秘密警察听见她大喊，转头却看见一位南亚“Ima”，不知会做何反应！

我要去的难民营位于东耶路撒冷一个名为殊尔法特（shuafat）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小区，我要去访问一位这些年来房子九度被以色列军队毁坏的巴勒斯坦人。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最好得控制好我的“以色列”女儿，她绝不能在那边叫我“Ima”。我该如何对她解释，在那街上污水漫延又过度拥挤的难民营里，愤怒与仇恨就像有毒菌类一样四处传播？又该如何对她解释，在那样肮脏恶劣的环境下，有着十个甚至更多孩子的家庭只能挤在两间棚屋中生活，而每个孩子都在心中怀抱着殉教的志愿却难以对占领者显露一丝仁慈？这回之所以会带着玛亚是因为我找不到保姆照顾她，再加上这是我以自由作家之姿接下的第一个BBC采访案，我实在承担不起任何会危及我重振事业的风险。况且杰夫会陪着我们，他是以色列和平激进分子，同时也是以色列反拆屋委员会会长。有他作陪，开一小段路穿越难民营看来便不会太危险。我如此替玛亚做行前教育：“请不要在那边说希伯来语，不然我们可能会惹上麻烦。”

“但他们不会开枪打我们吧？”

“嗯，有可能哟。如果你叫我‘Ima’，他们会以为我们是以色列人。”

当公交车到站时，她赶在众人前头跑向门口，我后悔我方才说了那些话，那样说很不负责任。我怎么可以口出此言来混淆我小女儿的观念？我怎么会跟她说难民营的人会拿着枪在街头漫步？但一切都太迟了，我无法收回说过的话。关于街上哪些人会开枪、哪些人会带枪，她已逐渐有自己的定见。她每天都会看见她朋友的父亲或者她父亲的表亲带着枪，人们携带枪械对她而言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因此她不解里欧与我为何反对。当我们走在街上，她总羡慕地看着那些配有大把来复枪的士兵在非值勤时间也把枪挂在侧身。当公交车加速穿过咖啡店林立的艾梅克勒方街巷弄，我向窗外望去，就看见至少有四个人配枪站在邻近的人行道等待通行。公交车里，玛亚对着坐她对面的军人微笑，那位女兵大腿上放了一把枪。

“你知道吗，我的朋友阿萨夫的爸爸督度，他有一把手枪。”她的记忆力很好，她没忘记我们3嗯，应该说没忘记她在公交车抵达之前正在讨论的话题。

“是吗？”我回应道。我对她才四岁就知道“手枪”这个词不免感到忧虑，我想转移话题，但这是不可能的。

“他把手枪放进皮带上的枪套里，阿萨夫说他父亲会保护我们。”

“为什么要保护你们？”

“因为有恐怖分子啊。这样就没有人可以来学校开枪打我们。”

“你在说什么？什么恐怖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