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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同时，乔伊告诉我她的生活，那时我心地单纯、不过是个四下寻乐的少年，绝不会懂得她的那些事。乔伊向这个被称为“团聚”的煽情的记忆之锅撒下了在当时无人知晓的内容，没有人会懂我们提及自己过去时仍然这么天真单纯、滔滔不绝。乔伊告诉我她父亲怎么死于心脏病，那时她才九岁，全家人住在布鲁克林；她和母亲以及哥哥哈罗德怎样从布里克林搬到了格罗斯曼服装店所在的纽瓦克港口；她和母亲睡大房间的阁楼上的双人床，哈罗德则睡在厨房里，每天晚上打开沙发当床。等早上收拾好，大家再进去就餐，然后她才去上学。她问我是否还记得哈罗德，现在是斯克奇平原的一名退休药剂师；她还告诉我就在一星期前还到布鲁克林公墓去看她父亲的坟地，她一般每月去一次，一路奔波到布鲁克林。她说，令她惊奇的是这墓地现在对她显得如此的重要。“你到公墓干什么?”“我对他毫无顾忌的谈话，”乔伊说，“我十岁时不比现在更糟。我那时认为人们非要有父母真奇怪，我们三人在一起看来很好。”我俩在那里随着单人乐队的终场歌曲摇晃着，听歌中唱道“梦啊……当你感到忧伤，梦啊……就是要做的事”。“啊，所有这些，”我对她说，“在1948年秋天的大车上时我完全不懂。”

“我也不想让你知道，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不想让任何人发现哈罗德睡在厨房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让你解开胸罩。我不想你成为我的男朋友来接我去玩，发现我哥哥在哪里睡觉。这和你无关，亲爱的。”

“唉，要是告诉我，我会好受些。早点告诉我就好了。”

“我希望那样。”她说道。开始我们还在笑，但乔伊突然哭了起来，可能是因为那首该死的歌曲“梦”。我们过去常在这一个或那一个家里的地下室点上灯，随着这歌声起舞。那时候花衣魔笛乐队里还有乔·斯塔福德，他们总是认真地、以固定和声演唱这歌，和着四十年代那种紧张的节拍和木琴空洞漂浮的击打声。她也许是因为阿伦·梅斯纳成了共和党人；二垒手伯特·贝格曼已撒手人寰；艾拉·珀斯勒不再到爱塞克县法院报摊前擦鞋，他逃离那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家庭，成了心理医生；朱里尔斯·平卡斯植上十四岁少女的肾，活了下来，但不得不靠药物控制身体的排斥现象而导致全身颤抖；门蒂·格里克依然是个十七岁的毛小伙子；乔伊的哥哥哈罗德在厨房里睡了十年；希里马娶了个几乎只有他一半大、体态糟糕的妻子，而他还需不厌其烦地给她解释过去的每一件事；我似乎形单影只、连个孩子或孙子也没有；或者用明斯科夫的话说，“就像那样”。毕竟分别多年后，这种团聚将完全陌生的人们拉到一起待上的时间太长，那些任意发泄的情感也在我身边慢慢滑过，我在此又想到了瑞典佬和那个无法无天的女儿在越战时期带给他和家人的狼藉名声。他这个人，几乎不了解自己的不满，而在中年时才觉醒过来，又因自我反省感到恐怖。所有这些正常举动却被谋杀打断，任何家庭都有可能碰到的鸡毛蒜皮的问题被无法调和的事件夸大了。美国可预见的未来从实实在在的美国历史直接展现出来，一代又一代人逐渐变得更聪明，懂得上一辈人的不足和局限，每一代人又一点点地脱离乡土观念，最大限度地运用在美国的权利，将自己造就成摆脱传统犹太人风俗习惯的理想之人，不带一点从前美国的那种不安全感和桎梏，心地坦然地作为平等公民生活在平等的人群中，然而这种未来被打断了。

这女儿失去了，这美国的第四代。这东奔西藏的女儿曾是他本人完美的复制品，如同他是他父亲的完美的复制品，而他父亲又是父亲的父亲的完美形象一样……这愤怒、讨厌、人人唾弃的女儿丝毫没有兴趣成为下一个成功的利沃夫。她将瑞典佬从藏身之地赶出来，他似乎才是逃犯，被误置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美国。这女儿和这十年的岁月将他独有的乌托邦思想炸得粉碎，而瘟疫四起的美国渗入瑞典佬的城堡，传染了每一个人。这女儿将他拉出向往许久的美国田园，抛入充满敌意一方，抛入愤怒、暴力、反田园的绝望——抛入美国内在的狂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