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第10/16页）

在文学中，差异总是得到赞美，但是，当伴随差异而来的并不是辨认出并意识到我们如此相像的震惊时——撇开我们的差异，我们的心是以同样频率跳动，我们都能成为最好也都能沦为最坏——对差异的迷信也会变得危险。正是这种对我们拥有同样的人性的意识，让人们有可能把另一个国家当作家园。流亡总伴随着一种失落感。家不再是家，但另一个地方及时提供了创造新记忆、发展新情谊的可能。

1997年跟家人一起永远离开伊朗来到美国时，我的心中满是感激。我丈夫比冉找了一份土木工程师的工作，而我给孩子们在当地公立学校办了入学。我们买了一所房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为我提供了一份教职。起初我陶醉于我新得到的自由：终于，我可以自己制订课程表，不用担心系主任会找我，不管是因为发丝从头巾底下滑出来了，因为我对学生做了什么不正统的随意举动，还是因为我教了什么惹人讨厌的书。但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我用跟在伊朗一样的不依不饶的激烈方式抵抗着新的挑战和新的意识形态。同所有意识形态一样，我发现我如今面对的这种意识形态是基于一种对事实的简化和对概念的一般化——它指望着那些自我满足的现成答案，且鲜少促人自省。起初对权威的严肃理论追问如今成了例行公事，在文学和现实中皆是如此。从这个角度看去，没什么遵从旧标准和旧评判的东西人们还可以忍受。经典文本如今受到质疑，是被轻鄙的精英正统的象征。从我在美国念完博士，至今十八年过去了，我在伊朗教的许多英国和美国作家在我离开后在美国的受阅读状况并不好。在此，同样地，他们也受到了审判和裁决，并被认为存在缺陷。

生活在伊斯兰政权非黑即白的体制之下，我的观点已经变得更为复杂和微妙了。我凑近去细读我热爱的小说，小说里每个人都拥有发言权，甚至反派也有。那些不同意我政治观点的学生会来我的办公室谈论贝娄、纳博科夫、易卜生或者奥斯丁；而手握权力的人，也可以因为我不合体统地惯于表达这些政治观点而过来斥责我。我偶然发现了一种交流的方式，它让我可以同那些原本永远不会走近我的人沟通。这改变了我的生活和我对生活的态度。它将某种此前一直是私人偏好的东西化作了一种更迫切的使命，而我觉得我再也不能将它藏在心底了。我发现我对书和阅读的偏爱，与我的公民身份、教师身份和作家身份一样，同我的生活有紧密的关联；我觉得我有责任将它清楚地表达出来，公开地与人分享。这是我写作《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一个原因。我想要分享学生赠予我的礼物。但还有一个原因。当别人问我，伊朗人是怎么看美国人的，我不想一股脑地道出那些庸常的老生常谈，我想我可能会讲那个小女孩的故事，那个年轻的穆斯林女孩。其实她从没有离开过伊朗，但她可以用三种语言写诗，她撰写的关于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印象派的文章，是我所读过的学生写的文章中最优秀的几篇之一。

学界有些人对我的期待是，我作为一个伊朗来的女性，应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对“西方”和“世界其他地方”进行谈论、教学和写作。从这种观点出发，文学主要就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目的的一种反映，一个侍女和一条途径；这意味着，如果你来自伊朗，你就不能热爱艾米莉·勃朗特或者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一种对伊朗和伊朗人的居高临下的看法，但这也好歹算是个看法了。我想说：“去告诉我在伊朗的学生吧！告诉我的伊朗同胞，他们的最高领导人特别害怕文学的力量，所以判了一个作家死刑，而这个作家唯一的武器只是语言！”真正的平等，不是请我们纯粹谈谈自己、吹嘘自己或者让我们始终表现出受害者的样子。我们通过选择自己的谈论对象和谈论内容来拒绝受害者形象，而还有什么，能比一个从未离开过伊斯兰共和国却满含洞见与激情地谈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年轻伊朗女孩更能代表我的观点呢？这会减损她对自身文化的忠诚，还是会显露她的自信与超越了她所成长和生活的周遭环境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