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第6/16页）

而我没有意识到的是，当前的状况，部分也是因为我们的许多梦想都已实现了。如今的美国比起四十年前要远为兼容并包，那时我还是俄克拉何马大学的学生。技术打开了许多种不同的视野，它用不可思议的方式把我们与世界连接起来，大范围地创造了接受教育和获得知识的可能性。在伊朗，技术让反对神权统治者及其压制性手段的学生和各个年龄层的人们得以找到一种不能被审查的表达途径，形成一个拥有相同理想与热情的共同体。

从某些方面来说，当前的危机是存在于美国民主之核心的一种固有矛盾，托克维尔早就十分明智地这样预言过。美国对新奇的渴望和对束缚与传统的彻底抗拒，带来的既有了不起的创新——实现平等与富有的一个必要先决条件——也有从众和自满，这是一种物质主义，它带来的是人们从公共和社会领域的彻底退出，以及对思想与反思的摒弃。在这个过渡时期，提出新问题，不仅明确自己是谁，而且明确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为此而变得更加紧迫。

对拉明来说，“自由”和“个人权利”并不仅是两个词语。他曾以具体的方式体验过失去它们的感觉，他曾被迫只能秘密地读书、听音乐、跳舞和牵女朋友的手，像个罪犯一样，当越界行为被发现时，他也像个罪犯一样受到惩罚——在此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说被拷打折磨。他在出了艾米莉·狄金森和拉尔夫·埃里森的国家发现了一种对思想与想象的满不在乎的态度，他如何能理解这种态度呢？他如千百万其他人一样，失去了一个祖国和一份生活，来到这片土地寻找他们在家乡时不被给予的难得易逝的自由，对他来说，想象和思想并不是附属品。对于留存我们的身份，对于自由和幸福的追求，这些使我们人类拥有生活之权利的东西，想象和思想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当那些未来公民或准公民想要赞美美国的慷慨、歌颂它赠予的选择和自由的时候，他们也通常比那些生于此地的人更忧虑：如今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应得的东西正在被悄无声息地挥霍。

我本可以告诉拉明，从很多方面说，极权主义社会和民主社会都是彼此的哈哈镜，它们都反映了对方的潜能，预见了对方前路的陷阱。在像伊朗这样的国家里，想象力受到一个渴望全权控制公民生活的政权的威胁；对这些公民来说，反抗国家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关乎存在的行为。但在民主政体中——这个绝不存在赤裸裸的专制的地方——又是如何呢？在极权主义国家，暴行与镇压是以最明火执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酷刑、专制律法、死刑。讽刺的是，在这样的社会里，想象的价值，它对国家这一实体的威胁，它对公民生活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这是专制社会下的人们更愿意冒着极大风险去读禁书、看禁片、听禁曲的一个原因。对他们来说，文学不单是一条通向能读会写的途径或者一段教育中的必经阶段。它是一种基本的需求，一种重新取得被国家褫夺的身份认同的方式。

尽管读写能力是通向那种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的首先和基本的一步，这样的公民对于繁荣的民主是必不可少的，但这是不够的，因为这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我们所学习的内容和学习的方式也同样重要。撇开意识形态倾向，那些肆意祸害着伊朗、津巴布韦、沙特阿拉伯和朝鲜的独裁政府也心存忌惮，这情有可原，他们怕的是读写的后患——也就是，知识和尝食禁果，以及随之萌生的对全然不同的权力与自由的期许。这就是为什么塔利班要拆毁学校，并想要谋害像马拉拉[19]那样的年少的女孩，因为她们够勇敢，公开地表达了对教育和自由的热切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