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第7/16页）

俄国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的嘲谑之语令人难忘：列宁、斯大林都是有文化的人——斯大林是个编辑，他原话是这么说。但问题是，“他们的暗杀名单比他们的书单还要长”。极权国家把所谓的博雅教育视作危险和有颠覆性的东西，并想要不计代价地清除它们，这并非全无理由。他们知道真正自由的质询会有什么危险。他们对民主社会的恐惧和敌意，更多的是因为它的文化影响及其带来的麻烦，而非它的军事影响。因此，讽刺的是，我们日渐置若罔闻和贬抑看轻的东西恰是他们珍视欣赏的东西。

在民主国家里，艺术不大可能再威胁到国家或者产生这样一种紧迫感。你可能被引入一种意识麻木之中，一种智识怠惰的状态。“对一位作家来说，真正的危险，与其说是被国家迫害的可能性（其实通常是确定性），不如说是被国家面貌催眠的可能性——而这面貌，无论是荒谬，还是趋于好转，都是短暂的。”又是布罗茨基！在民主社会和极权社会，这句话都适用。每个国家，包括极权国家，都有它的魅力与吸引力。我们为屈服所付的代价就是趋同从众，一种自我对集体命令的投降。小说是一剂解药，是一种对个人选择之力量的提醒。每本小说在核心处都有一个由至少一位主人公做出的选择，它提醒着读者，她可以选择做她自己，做与父母、社会或国家的要求相悖的事，并且听从自己微弱但至关重要的心声。

让布罗茨基、纳博科夫、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和汉娜·阿伦特——所有在美国寻求庇护的人（这样说的话还有爱因斯坦）——抵抗他们祖国的极权政府并拒绝西方民主的空洞诱惑的东西，本质上说完全是一样的：他们深知，否定和背叛内在自我并不只是一种对暴君意志的投降，而且是一种自戕的死亡。你成了一个巨大的无形车轮里的小轮齿，而你对这一车轮无法操控——就像查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只不过没了喜剧性。

那种内在自我使个人有可能变成对国家和世界承担起责任的公民，把他们个人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连接起来，变成积极明智的参与者。为此，他们需要了解，停下来，思考，并且发问。我们在那么多美国小说主人公身上发现的正是这种品质，从哈克贝利·费恩到《心是孤独的猎手》里的米克·凯利都是如此。我们如何能保护自己免受一种操纵文化的影响？在这种文化里，口味和香味可以在实验室里用化学方法制造出来，并被当作天然食品卖给我们，宗教信仰可以经过包装在电视上播放并在推特上推送，商业对我们的影响已经潜入了生活的每个角落，以至于他们不只规定了我们吃什么、穿什么、读什么和想要什么，而且规定了我们梦想什么、怎样去梦想。我们需要真相的本原之美，正如小说、诗歌、音乐和艺术向我们揭示的那样：我们需要重获想象的第三只眼睛。

如果我在伊朗的学生和千百万其他如马拉拉和拉明一样勇敢的人赌上生命来保持自己的个人气节，维护接触自由思想和教育的权利，那么为了保护通向这个想象共和国的通道，我们会赌上什么呢？说只有专制政权里需要艺术和想象就是在贬低生命本身。引起对写作的需求或者对阅读的渴望的，并非疼痛和残忍。若我们相信《美国宪法》的前几个字——“我们，人民”，我们就应该知道，捍卫想象与自由思想的权利，并不只是作家和出版商的责任，也是读者的责任。我想起纳博科夫的表述：“读者生而自由，且应保持自由。”当作家们身陷囹圄，或者他们的书遭删节查禁的时候，我们学会了抗议。但读者怎么办？谁来保护我们？要是一个作家出了书却没有人读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