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鲍德温（第10/21页）

鲍德温思想的独立为他赢得了许多朋友，也让他树敌不少，既有黑人，也有白人。他在参与民权运动的整个过程中都保留了这种独立，他支持小马丁·路德·金，也欣赏、仰慕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并始终警惕着伊莱贾·穆罕穆德（Elijah Muhammad）。他害怕被白人定义。就像左拉·尼尔·赫斯顿一样，他想做的不是一个黑人作家：他只想被定义为一个作家，哪怕是一个差作家。“你会读到某些你以为只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东西，”他在一次采访中说，“但你会发现，一百年前，它也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发生过。这对那些痛苦着、挣扎着的人，那些总觉得自己是孤身一个的人，是一个伟大的解脱。”之后他补充说，“这就是艺术为何重要。如果生活不重要，那艺术也不会重要，但生活是重要的。”

1937年，佐拉·尼尔·赫斯顿出版了《他们眼望上苍》——一位年轻白人女性寻求自由的故事。她受到许多著名的黑人知识分子和作家的诟病，其中有拉尔夫·埃里森和理查德·赖特，他们指责她写的这部小说竟无关乎种族。赖特对其不屑一顾，说它是一部“游吟艺人”小说。《他们眼望上苍》其实书写了好几个层面的自由：从奴隶制中获得自由是第一步，这将引向其他形式的自由——个人自由与控制你自己身体和思想的自由。我一直觉得，这本书应该跟《傲慢与偏见》一起教，它们都将目光集中在了女性选择的权利上。赫斯顿的女主人公珍妮捍卫了自己选择爱人的权利，她爱的人年长她十七岁，但认定的第一条要求仍然是爱情。因为这一概念新颖得反常，带着威胁，对男人来说它又不够政治——他们想要更有指向的对不公的思考，所以它被人嗤之以鼻。

在《土生子札记》中，鲍德温描述了有一次他和一位朋友去一家纽约餐厅吃饭但餐厅拒绝为他们服务的经历。“我们这里不服务黑人。”他们得到的回答就是这样。回到街上时他感到无比愤懑，怒不可遏，他走在朋友前面，进了一家时髦的餐厅坐下。“吓到了的服务员”又上前告诉他们，“我们这里不服务黑人”，此时他被彻底激怒了，把一杯水直接泼向了服务员，砸碎了柜台后面的镜子。他从中脱身了，但他由此开始思考，不仅他有可能因为他所做的事而被杀，而且他自己在那一瞬间都已经准备杀人了。“我的生活，我真实的生活，已经岌岌可危了，”他写道，“不是因为任何他者可能做的事，而是因为我自己内心所怀有的仇恨。”他认为，非裔美国人最大的危险不是因他人对他们所做之事产生的仇恨，而是向这种仇恨投降。因为正如鲍德温在他后来的一篇散文中极其辛辣地写到的，“可叹的是，一个人仇恨的目标从来不在外部世界里，那样的话就方便多了，它就在他的膝头坐着，就在他的五脏六腑里搅动着——支配着他心脏的跳动。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这些，他就有可能沦为他以为自己鄙视的法则的仿制品——因而也成为一种延续。”

终其一生，鲍德温都害怕自己变得像压迫他的人一样，害怕自己反过来习得他们的态度。他害怕的是自己信了“我为自由而战”这个幻觉，并永远成为它的囚徒。因为战斗最困难的部分不是瞄准敌人，而是拒绝他给你的定义。假如白人种族主义者隔离了黑人——假如他们努力地说服自己这两者是不同的——那么黑人应该孤立他们自己并回过头同样强调这种不同吗？这是那个时候很多人在做的，比如伊莱贾·穆罕穆德和他的伊斯兰民族组织，以及黑豹党人，有些人甚至说想回到非洲去。鲍德温觉得，放弃他的美国遗产等于正中了白人种族主义者的下怀。“黑人是美国人，他们的命运也是国家的命运。”鲍德温在《成千上万都走了》（“Many Thousands Gone”）中说，这样说的同时，他已经向掌控自己命运踏出了第一步，“他们除了在这片大陆上的经验，其他什么经验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