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鲍德温（第8/21页）

差不多三十年后重新读《高山上的呼喊》时，我感到惊诧不已，我遗漏了多少东西啊：它的抑扬顿挫捕捉到了黑人灵歌的韵律，如此有力、饱含深情地向前推进；它光明与黑暗的意象，以及它死亡与重生的主题。约翰·格莱姆斯像哈克一样，遵从着内心的指引，从错误的神身边走开，在同一个一丝不苟、死板严苛、让他窒息的教堂禾场脱胎重生。不计后果地勇敢对抗障碍，向压抑的权威说不，不带防坠网地面对黑暗，掌控自己的恐惧——还有什么能比这些更接近美国个人主义这备受珍视的理想？

要重生，约翰·格莱姆斯必须摆脱自己身上那种霍尔顿·考尔菲德恰恰希望维持和保护的东西：天真。“书写凄凉的作者是不允许天真的，”鲍德温在《下一次将是烈火》（The Fire Next Time）中这样写道，“正是天真构成了罪恶。”天真隔绝了学识，但学识能带我们找到真相。脱下你的天真，面对真相，这才是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的第一步。当然了，说总比做来得容易。

“我是一个牧师的儿子，”詹姆斯·鲍德温在《一个人所能承受的最多的真相》中告诉我们，“我请你们记住那棵伊甸园里带来灾祸的树的真正名称：‘知道善恶的知识之树’。”好奇是人类的第一宗罪，这种欲望驱使他甘冒被驱逐出天堂的危险，而这或许是人类最大的悖论：既想要获知，又渴望平安生活，保有天真。或许等我们忘了被驱逐出天堂的安全世界，坠入未知的空虚和黑暗中时产生的那种恐惧，我们就会被宽恕——这样的说法我们已经听了太多遍。

我们真的想要自由吗？渴望自由和选择自由难道不是不一样的吗？鲍德温的第三部小说《另一个国家》的主人公埃力克能够拥抱自由，因为“他不相信那场被叫作安全的茫茫无边的昏暗睡眠……而这意味着……他在前进的时候，必须创立自己的标准”。美国人自许自由的保卫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准备在深层的个人层面实现自由。“我只遇到过少数几个真正渴望自由的人，而且这几个人多数也不是美国人，”鲍德温写道，他又补充说，“自由是很难承受的。有人可能会反对说，我是从精神角度来说政治自由，但任何国家的政治机构都始终是受到该国家的精神状态所挟持，并最终为其精神状态所左右的。我们是被困惑所控制的，这程度远比我们意识到的多，美国梦因而在个人、国家和世界层面，都成了某种像极了噩梦的东西。”

所有的作家都要冒险；都要踏入空虚与黑暗；都要热情地拥抱自由的喷涌，以及未知世界——如鲍德温可能会说的，这是入门票价。“所有真正的改变都意味着与个人过去所知的世界的决裂，失去所有给予人身份的东西，以及安全的终结。看不到、也无法想象未来会带来什么，在这样的时刻，人就会紧紧抓住他所知的东西或他自以为拥有的东西。然而，一个人只有在能够做到不含苦涩、不带自怜地放弃他热衷了许久的梦想或他长久享有的权利时，他才是获得了自由——他让自己获得了自由——能去梦更高远的梦，去拥有更大的权利。”

凭着《高山上的呼喊》，鲍德温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黑人”作家出了名。每个人似乎都乐见如此：他的出版商、代理人，还有读者——也就是说，每个人，除了他。“我花如此多篇幅去写黑人生活，并不是因为我希望它成为我唯一的主题，”他在1958年这样写道，“只不过因为它是一道我不得不打开的大门，之后我才有望能写其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