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董乐山一人而已

去年冬夜,我突然焚烧一般地想念起一个人。大半年过后,心里还燃着余焰,偶而遇到关于思想文化一类问题,还会凛凛然地升腾起来。

大约这同当时手头的一部翻译小说有关:《中午的黑暗》。这部小说的译者,与著名的《一九八四》的译者恰好同为一人。两部小说的主题的相关性,使我确信,它们对于译者来说定然出于某种选择,而不是意外的巧合。但当联想起历史性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也是由这位译者领衔翻译时,不觉大为震惊,因为他的目标实在太明确了。接着,我把书架上的他的其余一些译著翻了出来:《古典学》、《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苏格拉底的审判》;我发现,在这中间,埋藏着的是另外一条思想线索。鲁迅曾经说过,翻译这工作相当于“偷运军火”。当今的这位译者,不正是沿着在前头仆倒的精神战士的道路,继续摸索着行进的吗?于是,在寒风呼啸的夜晚,我仿佛看到有一个人,擎着火把,把一小批又一小批炸药艰难地运抵古堡……

这个人就是董乐山。

在与邵燕祥先生合编的《散文与人》丛刊上,我编发过董乐山先生的一篇短文,其中拒绝用电脑写作的固执,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此外,我还曾遵从来信的嘱托,为他把另一篇短文转给南方的一家报纸发表。因为想到给《曼陀罗译丛》添译一种奥威尔的随笔,与董先生之间通过一回电话;记得听筒里的话音十分爽朗,宏亮,依稀夹带笑声,其实当时他已深陷病中了。然而,我并不认识董先生,他去世的消息还是朋友告诉我的。听说北京的报纸做过一个悼念他的专版,我也不曾见到。

出于探寻一个精神生命的渴望,我恳请邵先生代为搜集一份董先生的译著的清单。从邵先生那里,我约略知道董先生生平的一点轮廓:原来他是一名左翼分子,在1947年脱离组织,这在别样的人们看来,当然是“向右转”了;十年过后,果然坐实了“右派分子”的名份,变做了专政对象。这种情形,与《一九八四》和《中午的黑暗》的两位作者的身世不无相同之处。建国以后,他一直在新华社,主要从事《参考消息》的编辑及翻译工作;至于译书,应当算是余事了。

邵先生寄来的书单是李辉先生开具的。随后,李先生还特意把他为《董乐山文集》写的序文寄了来,加深了我对董先生的了解。对于一个毕生从事文字工作的人,生命的根本依据便是文字。关于翻译,仅以董先生撰写的《英汉美国翻译社会知识辞典》这样一种工具书来说,他就足够有资格被称为“翻译家中的翻译家”,何况,还翻译了那么多著作。特别是史著、学术著作和政治性小说,它们构成了董先生的灵魂,使我们从中国翻译界的浓密的灌木林中,一眼便能瞥见一棵伤残而傲兀的大树,以铁似的干子,直刺奇怪而高的天空。

《第三帝国的兴亡》是董先生在新闻工作之外的另一种翻译的起点。

这部三卷本的巨著,从六十年代初动手翻译,七十年代末出版,中间横隔着文革十年。在这个红色恐怖时期,身为“右派”,处境的恶劣可想而知;然而,他和他所邀约的倒霉的伙伴竟然决心推举这块巨石。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译者从喧嚣一时的野心家、阴谋家、专制主义者身上,看到了当年的纳粹党徒的影子,在“大树特树”,蛊惑群众,绝对服从,种族歧视,以及其他灭绝人性的行为方面过份肖似?是不是书中对元首直到所有的法西斯分子的暴露,给了已然失去自由言说的权利的译者以诅咒的快感?第三帝国的覆亡本身难道还不足以提供一种信仰、一种眼光、一种力量吗?“人民还活着。土地也还在。但人民却茫茫然,流着血,挨着饿。当冬天到来时,他们在轰炸的劫后残垣中,穿着破烂的衣服不停地打着哆嗦;土地也一片荒芜,到处是瓦砾成堆。曾经企图毁灭其他许多民族的希特勒,在战争最后失败的时候也想要毁灭德国人民,但与他的愿望相反,德国人民并没有被毁灭。只有第三帝国成了历史的陈迹。”一个帝国的崩溃,其影响是世界性的。整部译著回响着这种震动,同时,我们也分明听到夹杂其中的译者的激烈的心跳声。董先生起意翻译这部巨著,我猜想,决不会仅仅展示一下西方历史的陈旧地图;最初的动机,恐怕还是借了物理学的折射原理,反观东方的现实。在令人窒息的日子里,为了把一个希望的信息传递给中国读者,译者当付出多少坚忍的热情,作着怎样挣扎般的努力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