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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想知道，安迪，那么，伦敦打算拿他怎么办呢？”他充满同情地问。

欧斯纳德放弃威胁恐吓的声音，取而代之的是夸张的义愤填膺。

“一天到晚哭诉他光荣的负债，那他对我们又负有什么光荣的债务呢？一直在吊我们的胃口——‘今天不能说，下个月再告诉你’——让我们一直渴望那个根本不存在的阴谋，还欢喜得要死。他只能告诉那群学生，还有那群只跟学生讲话的渔夫，还有诸如此类的鬼话。看在老天的分上，他到底以为他是谁啊？他到底以为我们是谁啊？该死的白痴吗？”

“那是他的忠诚啊，安迪，那是他宝贵的情报来源，就像你一样，他一定要得到那些人同意啊。”

“去他妈的忠诚！我们为了他这个宝贝忠诚，已经等了该死的三个星期了！如果他真的这么忠心耿耿，从一开始就不该向你吹嘘他的运动。可是他说了，所以你就把他逼上梁山。在我们这一行，如果你把某人逼上梁山，你就一定得采取行动，不能让每个人坐在那里枯等宇宙意义的答案，只因为某个利他主义的酒鬼需要三个星期去取得他朋友的同意之后才能告诉你。”“所以你要做什么，安迪？”潘戴尔很平静地问。

如果欧斯纳德拥有足够的耳力或心力，他可能会在潘戴尔的声音里察觉出一股相同的暗流，与几个星期前他在午餐间首度提起征召迈基的缄默反抗运动时一样。

“我会明明白白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他不耐烦地说，又把头摆出那种大官的姿态，“你去找该死的阿布瑞萨斯先生，告诉他：‘迈基，真不想用这件事来烦你。我那个脑袋坏掉的百万富翁朋友不打算再等下去了，所以呢，除非你想回到你原来的那个巴拿马贫民窟，和那些不认识的人共谋，去他妈的策划那些阴谋，你还是对我坦白吧。因为只要你做了，就有一大袋钱等着你，如果你不做，就有张小床在一个小地方等着你。’那个瓶子里是水吗？”

“是的，安迪，我相信是。我确定你会想来一些。”

潘戴尔把水瓶递给他，好像服侍精疲力竭的顾客，让他们恢复精神。欧斯纳德喝了下去，用手背擦擦嘴，再用胖胖的食指揩着瓶颈。他把瓶子递回给潘戴尔。可是潘戴尔决定，他并不口渴。他觉得恶心，但不是水能舒缓的那种反胃。大半原因是他和老狱友阿布瑞萨斯之间紧密的同袍之谊，还有欧斯纳德提出的那个建议让他感觉受辱。在这世界上，他最不想做的，就是从被欧斯纳德口水弄湿的瓶子里喝水。

“东一点，西一点，全是一点点，”欧斯纳德抱怨，依旧趾高气昂，“加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呢？法兰绒，明天就皱成一团了。等着瞧吧。我们缺乏宏观视野，哈瑞，大条的往往就等在转角，伦敦现在就要，他们不能再等了，我们也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吗？”

“又大声又清楚，安迪，又大声又清楚。”

“非常好。”欧斯纳德很勉强地用半安抚的口气说，想重拾他们的友好关系。

然后，他从阿布瑞萨斯跳到另一个更贴近潘戴尔内心的话题，他的妻子露伊莎。

“狄嘉多一步步爬上巅峰了，看见没？”欧斯纳德轻松地开场，“我看，媒体已经把他吹捧成运河指导委员会里最重要的人物。已经爬到不能再高，再高就要把自己的假发给烧焦了。”

“我读过。”潘戴尔说。

“在哪里？”

“报纸上。不然是哪里？”

“报纸？”

这回轮到欧斯纳德扮演微笑的角色，潘戴尔则踌躇不前。

“难道不是露伊莎告诉你的吗？”

“一直到公开以后她才说，她不会事先对我透露的。”

离我的朋友远一点，潘戴尔的眼睛说。离我老婆远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