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活在陷阱中跳舞（第7/9页）

拉斯洛狡黠地笑道：“你说的不错。但是只要你追问下去，我总会说出点什么的，即使说‘不知道’，也是一种回答。”我耸肩默认。的确，一个中国人说“不知道”与一个欧洲人说“不知道”意味不同，或许，一个中国人在留有李白足迹的地方说“不知道”比随便一个中国人说“不知道”更能激发他的灵感？

旅程结束，在花了两周时间整理完我们录下的十四盘磁带之后，我才发现他的过人之处：作为外国人，他要捕捉的并不是诗人生前的地理行踪，而是作为诗人在本民族中留下的情感印记。他要写一篇关于李白灵魂的文章，不是向欧洲读者介绍生平，而是讲一个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诗人。根据这次旅程，他写了一篇散文体长游记《只是星空》。回到布达佩斯后，我对朋友的作品产生了好奇，毕竟他是我近距离接触过的第一位作家。说来也巧，亚诺什刚好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优雅的关系》，顺手给了我一本。我不但翻着字典读了，还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将其中一篇《茹兹的陷阱》翻译成中文，几年后发表在《小说界》上。现在回过头看，那是我文学翻译生涯的起点。

以前我就很喜欢读书，但过去读书大多迷恋于内容，翻译《茹兹的陷阱》让我获得了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第一次被如此艰涩、精密、缠绕的语言所吸引，越是难读，越是想读，感觉到读书的蹦极状态。这篇小说译成中文只有一万字，但让我染上了翻译的瘾，一发不可收拾。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我翻了三十多位作家的短篇小说，为未知的未来做准备，直到2002年秋天凯尔泰斯获得诺贝尔奖。从那之后，命运把我引上了文学之路，不仅成为翻译家，还成了作家，从这个角度讲，他和凯尔泰斯都是我的文学恩人。

回想二十五年前，当我们初次相识时，他就兴冲冲地将一本散文集《乌兰巴托的囚徒》送给我，当时我一句匈语都听不懂，更不用说阅读了，我跟他只能用英语沟通。我问他《乌兰巴托的囚徒》书名的来历，他尽量简单地告诉我，1991年他从蒙古转道去中国，过境时签证遇到了麻烦，曾被困在乌兰巴托。说来真是缘分，当初我俩谁都不曾料到，二十五年后我会翻译他的作品，会充当他的中国声音。

其实对中国的出版界来讲，本来不该对拉斯洛感到陌生，他自九十年代后多次来过中国，造访过多位作家和编辑，我也无数次推荐过他的书，他学中文的妻子也来中国与多家出版社商谈，最终都是不了了之。从2005年开始，我在《小说界》杂志开设“外国新小说家”专栏，第一期介绍的就是他，发表了其小说《茹兹的陷阱》。两年后，我又发了他的一篇《狂奔如斯》，可惜出版社的嗅觉并不灵敏，或是知难而退，直到他获得了曼布克国际奖才蜂拥而至。拉斯洛迷恋中国文化，除了《乌兰巴托的囚徒》外，还写过两部关于中国和东方文化的书：《北山、南湖、西路、东河》和《天空下的废墟与忧愁》，后一本书中有一篇《奶奶》，写的就是我的母亲。每次他到北京，都会住在我母亲家。他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出中文版，那将是他与他推崇的中国文化的对话。终于，曼布克国际奖圆了他的这个梦，使他在中国变得抢手，我既为老朋友高兴，也为中国读者稍稍遗憾——本来十五年前就该读到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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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宣布的曼布克国际奖，使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站到了媒体的聚光灯下。在那之前，他于2014年获得了美国文学大奖，早在1993年，他就因《撒旦探戈》在德国被评为年度最佳图书而蜚声欧洲。他在匈牙利获的奖更是不计其数，囊括了科舒特奖、共和国桂冠奖、马洛伊奖、尤若夫·阿蒂拉奖、莫里茨·日格蒙德奖、阿贡艺术奖等几乎所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