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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好几天，我的外祖母把自己关在卧室。她从客厅搬了一张扶手椅和一个脚凳，摆在可以眺望果园的窗边，她坐在那儿，食物被端到她面前。她一动也不愿动。她能听见，即便不是具体的字词和对话，至少听得见厨房里人们的话音，朋友和前来悼念的人在她家里自动组成热心正规的团队，照料诸事。她的朋友都七老八十，爱吃不含蛋黄的蛋糕，爱打皮纳克尔牌。他们分成两三人一批，志愿照看我们，其他人则在早餐桌旁打牌。神经质、盛气凌人的老翁会牵着我们四处走，会给我们看西班牙钱币、手表，和有无数刀片、旨在遇到极端情况时发挥作用的迷你型折合刀，目的是把我们留在他们身边，不到可能有车流的小路上去。一位名叫艾蒂的妇人，矮小、垂老，皮肤的颜色和伞菌一样，她记忆力严重退化，无法叫牌，她笑眯眯地独坐在门廊下，有一次抓起我的手，告诉我，在旧金山，在那场大火以前，她住在一座大教堂附近，对面的房子里住着一位信天主教的妇人，她在阳台上养了一只特别大的鹦鹉。当教堂的钟声响起时，那位妇人会用披肩包着头走出来，她会祷告，鹦鹉会跟着她祷告，女人的声音和鹦鹉的声音，连绵不绝，夹杂在丁零当啷声中。过了一阵子，那位妇人病了，或起码不再走到屋外的阳台上，可那只鹦鹉还在，只要钟声响起，它就啭鸣、祷告，轻快地摆动尾巴。大火摧毁了教堂和教堂的钟，无疑也夺走了那只鹦鹉，很可能还包括那位天主教妇人。艾蒂挥挥手，把这一切驱走，佯装睡觉。

五年里，我的外祖母把我们照料得很好。她对我们的照料，如同某人在梦里重新体验漫长的一天。虽然看似出神，但我相信，像做梦的人一样，她感到的不只是眼前事务的迫切性，她的注意力增强，与此同时又为意识到这个眼前已经过去、并已经产生了的结果而困惑不解。更确切地说，对她而言，那想必仿佛回到过去、重新体验这一天，因为就在那儿有某些东西遗落或被遗忘了。她漂白鞋子，编织发辫，煎炸鸡肉，掀开床褥，然后骤生惶恐，想起孩子不知怎的已消失无踪，一个都不见了。这是怎么发生的？她怎么没有预料到？于是她漂白鞋子，编织发辫，煎炸鸡肉，掀开床褥，仿佛重演这些日常琐事会使其再度变成纯粹的日常琐事，或是她仿佛可以在自己宁静有序、平凡的人生里找到那个漏洞，那条裂缝，或至少发现某些暗示，告诉她她的三个姑娘会像她们的父亲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在她看似注意力涣散或心不在焉时，我相信，事实是她察觉到太多东西，缺乏资质把较重要的和较不重要的分拣开来，她的警觉永远不会减退，因为正是她习以为常的事酝酿了这场惨剧。

同样，她想必似乎只有最脆弱、最无当的工具来对付燃眉之急。有一次，她告诉我们，她梦见自己看到一个婴儿从飞机上坠落，她试图用围裙接住那个婴儿；有一次，她梦见自己试图用茶叶过滤器把一个婴儿从井里打捞上来。对于露西尔和我，她照料得细心谨慎，战战兢兢，她给我们十美分的硬币和夹巧克力片的曲奇饼干，仿佛这样可以把我们，把我们的心，留在她的厨房，虽然明知这也许无效。她告诉我们，她的母亲认识一名女子，那名女子在夜晚眺望窗外时，时常见到小孩的鬼魂在路边哭泣。这些小孩，和天空一样乌黑，一丝不挂，在寒风中跳舞，用手背和手掌根擦拭眼泪，饿得发狂，让这名女子为他们倾尽其囊，殚精竭虑。她拿出汤和毯子，汤叫狗喝了，早晨，毯子上沾着露水，一碰未碰。那些孩子像先前一样吮吸手指，抱住两肋，可她以为自己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取悦了他们，因为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多，来得越发频繁。当她的姐姐言及，人们觉得每天晚上把晚餐放在外面给狗吃很奇怪时，她理直气壮地反驳，谁看见那些可怜的孩子都会这么做。有时，我似乎觉得我的外祖母看见我们漆黑的灵魂在没有月光的寒风中起舞，给我们送来用深盘烤的苹果派，作为一种好心和绝望的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