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阶级（第9/14页）

邦迪是一位“箱贩”。全印度的人都妒忌他，嘲笑他。“箱贩”这个名称的来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身为企业新贵的邦迪，有时也会半开玩笑地说，这个名称肯定跟街头小贩的箱形摊子有关，但比较可靠的一种说法是，它源自英印时代仆人身上背的文件箱——英国小说家吉卜林在《自述》中曾经以感性的语气提到这种箱子。别人都羡慕邦迪拥有公司提供的一套豪华公寓、一份高得离谱的薪水和一种特殊的本事：他能够跟现实的印度（独立后的印度）保持距离，心里却不会感到愧疚。这种疏远也引起别人的不谅解，让他饱受奚落。他是个好靶子。在商贾阶级中，邦迪是新入门的人，而这个阶级非常古老，虽然从事买卖，但受过征服者的提携奖励，俨然变得高贵起来。邦迪就是受到这两样东西吸引（征服者的光环和做生意的利润），才决心加入这个阶级。

邦迪是“好人家”的子弟，祖上当过兵，干过公务员，甚至有人说他们家拥有贵族血统。他们家脱离真正的纯粹的印度已经有两三代了。跟他父亲一样，邦迪可能就读过说印度语或英语的公立学校，上过说英语的大学（本地有两所英语大学），在那儿学会了英国腔调的英语——这种口音，到现在他还努力保持着，尽管他没办法完全摆脱印度人讲英语特有的怪腔调。他结合东西方两种文化，自认“心胸开阔”。他让他的印度名字转化为最近似的英语名字，就像征服者口中的印度地名。佛道斯（Firdaus）变成了英语中的弗雷迪（Freddy），詹姆谢德（Jamshed）变成了吉米（Jimmy）。至于昌德拉谢卡尔这个典型的印度名字，实在没办法转化为近似的英语名字，只好变成最普通的英语名字“邦迪”或“邦尼”了。邦迪知道，身为旁遮普省的印度教徒，如果他敢娶孟加拉省的穆斯林或孟买市的帕西女子为妻（虽然在目前这个阶段，这样做需要一点点勇气），对他的前程肯定大有帮助，因为大伙儿都会说，他自诩“心胸开阔”，这可不是胡说。邦迪摆脱了一个禁忌，却不能不遵守另一条戒律：你千万不能把吉米（他那间陈设简单的冷气办公室，是跟别人共享的）带到安迪家做客（他那间陈设豪华的办公室，可是一个人专用的），否则就会触霉头，犯下不可饶恕的过错。

邦迪的祖父也许抽着水烟袋，又也许是在一个脏兮兮的房间斜躺在长枕上，跟客人谈买卖。邦迪做生意，则是在俱乐部跟客户边喝边谈，或是在高尔夫球场上边挥杆边谈。“箱贩”的圈子很小，对高尔夫球也没什么兴趣，但雇主却要求他们学会打高尔夫球，以便建立“人脉”。因此，在全印度的乡村俱乐部，你常会看到邦迪和安迪两人，郁郁寡欢，徜徉在高尔夫球场上，陪客户挥杆——每次走进南印度班加罗尔城的蒙蒙细雨中，安迪总会怀念起英国的雨季。他们这个圈子还保存着其他一些传统，因城市而不同。在加尔各答，每个星期五下午，他们聚集在周林希区一家叫费尔波的餐馆，举行狂欢派对，痛饮一番。英国人统治印度的时候，他们举行这种派对是为了送别启航去往英国的邮轮，顺便庆祝周末的来临（那时每周工作四天半）。如今，寄往英国的邮件都是飞机运送，但阶级意识强烈的邦迪却坚持保留这个传统，尽管在一般印度人心目中，它的起源并不怎么光彩。邦迪可一点都不会感到尴尬。

一般印度人觉得邦迪很滑稽可笑，因为在他们眼中，邦迪的行径和作风实在有点怪诞：他让他那从小讲英语的儿女们喊他“爹地”；他刻意模仿西洋人的礼仪，一看到妇道人家走进房间，就霍地站起身来；他讲究室内装潢，强调西方品位；他把浴室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他准备一大堆毛巾，让如厕的客人随时取用（在印度，这可是打扫厕所的用人干的活儿——印度家庭的厕所和厨房，是访客心中的最大梦魇）。但邦迪可不是一个小丑。他刻意和现实的印度保持距离，但他可也不愿意把自己变成一个欧洲人。他欣赏欧洲的迷人光彩和魅力，然而，天天跟欧洲人接触，基于民族自尊，他不得不在这帮老外面前保持印度人的身份。他努力融合东西方的文化传统——也许太过努力了，以致他对印度艺术和手工艺品的赞助，在别人眼中，跟外国游客的品位实在没什么两样。他家客厅墙上悬挂着当代印度织锦和好几幅来自康格拉、巴索里和拉贾斯坦的古怪素描画。印度画家贾米尼·罗伊的一幅色彩鲜艳的充满东方市集风情的作品，竖立在毕加索的石版画和法国画家希斯里的复制作品旁边。邦迪家日常吃的食物，糅合印度和欧洲风味，但他平日只喝欧洲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