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1945—1990年社会革命（第12/19页）

工人生活里尚有一项中心要素，也是他们自成一体的重要原因，即在其生活中处处可见的集体性的气质，一切都是多数的“我们”，支配取代个别的“我”。当年的工人运动及党派，之所以能够打动工人阶级的内心，其中力量就在工人中间一个普遍的信念：像他们这样的人，若要改变命运，个人无能为力，只有靠集体的行动才能奏效；而最有效的集体方式，便是通过组织，不论是经由相互救济的手段，还是罢工、投票均可。反之，他们也相信，正因为劳动工人数字的庞大及情况的特殊，集体行动便成为他们唯一可以掌握的方式。工人发现，凭一己之力，挣脱本身“阶级”网罗（在美国，则为其“阶级意识”网罗）的机会虽然也非绝无仅有，但是却不甚符合其阶级特有的自我意象。此外，“我们”支配“我”的现象并不仅出于功能性的理由，事实上，工人阶级私人的空间如此狭小，根本便无所逃遁于公众的方式，尤其是已婚妇女，她们悲苦的一生、狭小的生活范围局限于一家四壁之内，必须在市场上、街巷中、公园里与邻里共过公共生活。由于家中缺乏空间，孩子们必须在街头或公园嬉戏，年轻男女得出外跳舞或约会，男人们则在大众酒馆（public house）里闲扯瞎混。直到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无线电广播问世，才彻底转变生活空间只能局限在家内的工人妇女生活——但也只有少数幸运国家的妇女有此福气。在此之前，除了私人性质的小聚会之外，各种形式的娱乐都是以公众的方式，甚至在某些贫穷国家里，早年连电视也放在公共场所供民众共同观赏。于是从足球大赛、政治集会，一直到假日出游，生活中的娱乐，往往均以众人“共襄盛举”的方式进行。

从各种层面综合来看，在较发达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凝聚一体的意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达到高峰。到黄金年代，由于造成工人意识的各种因素遭到破坏，便一路渐走下坡。市面的繁华，市面的就业，以及一个真正大量消费社会的来临，彻底地改变了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生活面貌。而且转变之势，一直在持续进行之中。从当年他们父母的标准来看——如果年岁大一些，甚至与本身的记忆对照——他们实在不能再算穷人了。不论由哪一方面衡量，生活上处处可见水准的提高，远超出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以外的民众从前的想象。科技的进步，以及市场运作的原则，使得生活空间愈发地私人化。有了电视，无须再亲临球场看比赛；有了录像机，不必再挤进电影院看电影；有了电话，不用上广场或市场也可以与朋友交流。在过去，工会会员或政党成员往往喜欢出席支部会议或政治集会，因为开会时除了讨论正事以外，也是一种生活休闲的方式。如今娱乐方式都变得平民化、私人化了，除了极端好勇斗狠者外，众人开始把时间转移到其他更有趣的事物上去（以往在竞选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与民众面对面的接触，如今效果也不再突出。这种活动之所以继续实行，只是基于传统，并为了给愈来愈趋少有的党团活跃分子打气而已）。贫穷与集体化生活为工人凝聚起来的共同意识，便在民生富裕与私人化之下解体了。

解体的缘由，并非出于工人阶级的面目难以辨别——事实上自50年代末期开始，下一章将介绍的新兴青少年文化，其独特之处，不论服饰音乐，都是向工人阶级学的（参见第十一章第2节）。真正原因，在于富裕如今已是多数人能力可及之事。说起来，拥有一辆“甲壳虫”大众轿车，比拥有一辆奔驰轿车，两车车主的差异，显然远胜有车无车的分野，更何况就从理论上说，甚至连昂贵的轿车，也可以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到。如今的工人，尤其在进入婚姻生活必须把开支全用在柴米油盐之前的最后单身阶段里，也可以把钱花在奢侈品上了。面对这个现象，60年代兴起的时装和美容用品工业立刻做出反应，紧抓住这个趋势不放。于是在新开发出来的高科技奢侈品市场上，从最高价位到最低价位，其间的距离不过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如最贵的哈苏（Hasselblad）相机，与最便宜的奥林巴斯（Olympus）或尼康（Nikon）相机之间，两种都能拍出相片，不同处只在地位象征而已。总之，从电视开始，以往只有百万富翁才能享有的个人用品及服务，如今在最普通人家里也可见到。简单地说，全面就业及实质性大众消费社会的影响，已使旧有发达国家内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准大为提高，至少就部分层面而言，远超过其父辈当年胼手胝足方才勉强糊口的生活上限——老一辈的收入，主要都用在基本生活所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