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于右任（第4/5页）

李宗仁给每个投票代表都提供了一辆汽车，配司机服务；包下几个大旅社和酒店，只要是代表，免费入住，免费吃喝。

于右任（中）

孙科当时是行政院院长，程潜是武汉行辕主任，他们也是天天设宴款待各路代表，给吃给喝还给礼物。

于右任呢？啥也没给，在自己屋内摆开文房四宝，只要代表来，就送一幅字，上书他最爱写的一句话：“为万世开太平”。每天上门讨字的代表络绎不绝，最多时每小时有近200人，排起长队。

在投票日前一天，于右任终于给各路代表送去一张请柬，在一家饭店里请大家吃饭。在开席前，于右任说：“我家中没有一个钱，因此，很难对代表厚待。今天，是老友冯自由等二十位筹资，才略备薄酒相待，我只是借酒敬客。”

到了投票日，结果不出意外，于右任得493票，第一轮就被淘汰。

冯自由替于右任感慨：“你的纸弹怎么敌得过人家的银弹？”

但投票第二天，于右任依旧准时出现在会议现场，风度依旧。全场起立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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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治走得近，就难免会为政治所累。

1949年4月，国民党在大陆已经一溃千里，国共和谈在北京举行。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原本想派一直主和的于右任一起去北京参与和谈，但国民党的和谈首席代表张治中认为：于右任留在南京，更有利于促成南京政府批准和谈。

周恩来当时很希望于右任也到北京，得知他不能来后非常失望，只能托于右任的女婿转告于右任：如果国民党拒绝和平协定，请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攻破长江，派飞机接先生来北平。

于右任得到口信后，曾说过一句话：“文白先生害了我！他不应该阻止我去北平！”因为他知道，当时他身边已经被安排了监视人员，他不太可能留在大陆了。

于右任没有料错。

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国民党苦心经营的千里江防，一触即溃。4月21日，于右任被人从南京转移到上海，随后辗转到重庆，最终在11月29日离开大陆，飞往台湾。

关于于右任是否是自愿去的台湾，一直有争论。但有一个细节：当时的国民党高层如果已经决定去台湾，是会事先安排家属赴台的，而且这也是规定。但于右任直到去台湾的时候，他的夫人高仲林、长女于芝秀等亲属依旧留在大陆。

一家人，从此再也无缘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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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83岁的于右任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

他在台湾的日子，一直都过得很清贫。很多人会奇怪，于右任作为国民党元老，再不济，钱财也不至于太窘迫。但事实上，于右任基本上把自己的钱财都捐了。

在大陆时，他捐建学校，捐建农场，赈灾，扶贫，钱如流水一般出去，他眉头都不皱一下。到台湾后，大家一开始的日子都不好过，很多人也会来找于右任借钱。于右任一般能借都借，也不催账。

于右任曾有一箱欠条，在他的再三催促下，最后终于由家人一把火烧为灰烬。他的理由是：“防止我走了之后，子孙们再去讨债。”

但他欠别人的账单，却是被小心翼翼地锁在保险柜里的。

于右任向来视钱财为身外之物，清贫倒也罢了，关键是过得不开心。政治上，他继续成为“监察院”的一个摆设，感情上，他和妻女隔海相望，不能团聚。

1962年的元旦，于右任在台湾“监察院”参加完一次活动后，感到身体不适，便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句话：“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

两年之后的1964年，于右任终于病倒，住进了荣民医院（一开始住不起，是蒋经国来探视后，才安排住进去的）。9月的一天，于右任的老部下杨亮功去医院看望他，于右任因为喉咙发炎，无法发声，只是向杨亮功伸出了三个手指。